导语：宋代“濮议”之争背后的矛盾：英宗与太后不和，宰相与群臣相争

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宰相韩琦等上奏宋英宗，请下有司讨论濮安懿王合行典礼，挑起濮议之争。宋英宗名为宋仁宗皇子，生父乃仁宗堂弟濮王赵允让，已于五年前去世，现在如何称呼濮王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这场表面上只涉及礼法之争的事件，背后却涉及宫廷内外各方的激烈冲突。

一

事实上，自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四月宋英宗即位以来，朝中已是矛盾重重，波云诡谲。首先是宋英宗和皇太后曹氏的矛盾。宋英宗即位第四天，即对外称病，因此仁宗大敛不行礼、虞祭不亲临，作为仁宗皇后的曹太后心中自然不会舒服，加上左右近侍从旁撺掇，两宫不睦已经不是秘密。

（宋英宗画像，英宗时年32岁）

其次是宰执间的矛盾。宰相韩琦、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等均站在宋英宗一边，认为曹太后对英宗应当更宽容些，出言道：“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而枢密使富弼则对曹太后表示同情，认为英宗存在过失。治平元年四月韩琦在曹太后答应撤帘还政的情况下，趁曹太后起身，立命仪鸾司撤帘，不留任何余地，令曹太后很没面子。这次撤帘风波前，韩琦又不和富弼商量，富弼也不高兴。

撤帘风波半个月后，韩琦即发起濮议，英宗担心朝臣反对，将其推到仁宗大祥（两周年）后再议，事态暂时平息下来。

二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仁宗大祥将近，英宗就迫不及待地下诏，让礼官及待制以上朝臣讨论尊奉濮安懿王典礼。大家商议后，由翰林学士王珪领衔，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草拟的奏疏认为，应视濮王为期亲（也就是按伯父对待），追赠“高官大国”，理由是英宗在仁宗生前就被立为皇子，按儒家十三经中《仪礼》所言：“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

中书省的宰相韩琦等人对这一结果很不满意，回问道：“未知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王珪等明确道：“宜称皇伯而不名。”韩琦等觉得抓住漏洞了，奏称：“《仪礼》中也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对其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王珪等议称皇伯未见明据。”并建议集三省及御史台官同议。

按照韩琦等人的想法，搞不定两制，扩大讨论范围，总该有几个识时务的支持一下吧。但没想到却是群议汹汹，更惹恼了御史台。韩琦、欧阳修都是台谏出身，在右司谏任上的韩琦更是有过连章弹劾，致两员宰相、两员参知政事同日被罢的壮举，曾知谏院的欧阳修同样以“论事切直”扬名，自然清楚台谏出手的威力。这时曹太后也出手书指责韩琦等人不当议称濮王为皇考，为了缓解不利局面，韩琦等人又劝英宗暂罢三省、台官集议，只令礼官讨论。

三

当然，礼官这里也是过不去的。执掌礼制的部门是礼部和太常寺，针对韩琦等提出的《仪礼》仍称本生父母为父母的说法，知制诰、判礼部宋敏求和翰林学士、判太常寺范镇认为，《仪礼》中仍称本亲为父母，只是行文需要，“若不明言父母，则无辨别，亦无以为言也”，并进一步指出，若称濮王为皇考，不仅有“两统之失”，更有“两父之失”。

这时候，韩琦等人担心的台谏终于也出手了。御史中丞贾黯、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知谏院司马光等均上疏支持王珪的观点。如吕诲直中英宗心病：“臣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如是则尊有二上，服有二斩，礼律之文，皆相戾矣。”司马光先发表和宋敏求、范镇相同的见解，然后批驳韩琦等人“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

司马光又道：“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设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万福，当是之时，命陛下为皇子，则不知谓濮王为父为伯？若先帝在则称伯，没则称父，臣计陛下必不为此行也。”此疏可以说道出了大部分反对者的心声，如果仁宗和濮王都还活着，仁宗以英宗为皇子，陛下还会称濮王为父亲吗？现在仁宗没了，陛下就急着称仁宗为父亲，是该干的事吗？另外，韩琦、欧阳修皆是仁宗重用和信赖之人，现在撺掇英宗追认濮王为父，要置仁宗于何地？是人干的事吗？

（韩琦影视形象）

四

双方争辩不绝，到七月份，对韩琦、欧阳修言行不满的枢密使富弼主动称病辞职。同月，朝廷举行南郊典礼，暂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过去。而八月份的一场大水，争论再次变得激烈，韩琦、欧阳修也成为矛头所向。

八月初三，开封暴雨如注，到了第二天，“地上涌水，坏官私庐舍，漂人民畜产不可胜数”，连宫中也积水成灾，事后统计仅无人认领的溺亡者就有一千五百八十人。当日朝会，宰相以下到达的只有十几人。按例，五行有变，则代表上天有所不满，天子当下诏求言。数日后，求言诏书下。

那么，为什么会遭遇天谴呢？很多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司马光上疏认为这次水灾“乃旷古之极异，非常之大灾”，接着指出和英宗的三宗过错不无关系，一是“梓宫在殡，已失皇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指仁宗的几个女儿）皆屏居闲宫，希曾省见”，二是英宗“益事谦逊”，以致“大臣专权，甚于先朝，率意差除，无所顾忌”，三是英宗在台谏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将决定权交给“大臣”，“独取拒谏之名，而大臣坐得专权之利”。司马光虽未明言濮议，但已点出仁宗不孝，至于所提到的“大臣”，自然指向韩琦、欧阳修等人。

御史中丞贾黯就没那么客气了，上疏言：“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容说，违背经义，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同样直接指出这次水灾根源在濮议。

结果没几天，贾黯就被外放陈州，蔡抗则被调任国子监，双双被罢去言职，而司马光也在一个多月后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同样被调离谏院。借用手中权利打压异己的宰执，只会引起更多人的不满。

五

司马光等人去职后，吕诲连上十一疏论濮议，言不见听，终于决定直接弹劾挑起濮议、支持英宗认濮王为皇考的韩琦，首论韩琦“自恃勋劳，日益专恣，广布朋党，隳紊法度”，再言“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犹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人所不忍。”（仁宗坟尚未干，音容犹在，韩琦心中就忘记仁宗待他的恩典，以致陛下与皇太后生出嫌隙，天下人归怨于陛下。）

同月，吕诲又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多次联名上疏，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韩琦等反驳群臣的言论，多出自曾经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之手，台谏自然不会放过。

韩琦、欧阳修一面向英宗辩解自己是帮助英宗“正名号”，一面准备快刀斩乱麻，商议先请出太后手书，追尊濮王为皇帝，仁宗对濮王称亲。但曹太后早已表示反对濮议，如何让她同意呢？

（欧阳修画像）

六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英宗与宰执议事，原本休假的韩琦也被紧急召入宫中，随后宫外已经传言尊濮王为皇已成定议，并且绕过学士院，由欧阳修亲自起草诏书。中午的时候，太后同意追尊濮王的手书也送至学士院。曹太后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这期间是否另有隐情？朱熹等编著的《名臣言行录》指出，此前一日，英宗趁太后酒醉，求太后在文书上押字，太后迷迷糊糊地就同意了。消息传出，群议沸腾，英宗迫于压力，于二十二日下诏，只称濮王为亲，不上尊号。但这依然无法平息舆论。

司马光上疏指责韩琦、欧阳修等“欲托以皇太后手书，及不称考而称亲，虽复巧饰百端，要之为负先帝之恩，亏陛下之义，违圣人之礼，失四海之心。”

判太常寺吕公著上疏：“其亲字既称谓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

吕诲上疏：“睹今日命下，诚知大臣之谋有素矣”，“若不归罪首议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陛下至公之心，无以明辨”。

范纯仁上疏：“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往往出于逼胁，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权臣”。

吕诲与范纯仁等又联名上疏：“中外之论，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官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而欧阳修为首恶，巧作奸状，荧惑中外”，“韩琦与欧阳修，负违先帝，罔昧母后，岂得尽忠于陛下？”

在公议和私心的选择上，英宗站在了韩琦等人一边，在欧阳修提出“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后，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同日贬出朝廷。按惯例，御史解职，当下诰词，但当时知制诰的韩维也不同意濮议，同时韩维兼判通进银台司，有着封驳敕命的权利，韩琦等人怕韩维阻挠，直接派人将敕命送到吕诲三人家中。三月，反对濮议的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回朝出使契丹回朝，也被贬出朝廷。

七

一系列操作后，在两宫矛盾中，英宗无疑占了上风，在宰执与台谏矛盾中，韩琦、欧阳修也是大获全胜。同时，在御史台被驱逐一空的情况下，欧阳修不失时机地举荐支持濮议的“自己人”蒋之奇进入御史台，占领舆论高地，在朝中的底气更足了。

然而，历史的走向却非他们所料。治平四年正月初八，英宗病逝，此时距下旨称濮议为亲，还有十几天才够一年。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不同于自己的父亲，神宗在曹太后面前却很是孝顺，濮王不再称亲，濮议之争不了了之。

对几乎将朝臣得罪光的韩琦、欧阳修来说，哪怕曾经多么德高望重，也将跌落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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