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法律体系表现形态的探究立法活动以什么为主(宋朝法律形式)

导语：宋朝法律体系，表现形态的探究，立法活动以及调整的内容

宋朝是一个相当重视法制建设的朝代，不仅创建了严密的法律，还创建起严格的执法平台，为公正执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这不代表宋朝已经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也不代表实现了法治。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运行，只有通过法律实施，使文本法变为现实法，使法制转化为法治，使社会建立起法律秩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

在宋朝创建的法制中，由于法律自身的缺失和执法中的弊端，使法律文本与法律运行之间出现了很大落差，使宋朝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失去诚信，由此削弱了法律功能的有效发挥和法律价值的实现。

一、宋朝法律体系的表现形态

宋朝是一个重视法制建设的朝代，张晋藩先生曾说过：“两宋法制是继唐之后成就最辉煌的时代，有些规定既超越于唐，也为明清所未能企及。”

正因如此，宋朝通过频繁的立法活动，构建起详密的文本法体系，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但是严密的法网并不等于建立了科学的法律体系，更不等于实现了法治，只是为实现依法治国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了全面认识宋代法制建设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及缺陷，首先了解宋朝法律体系的状况是非常必要的。

二、宋朝度时制法的立法活动

法随时变是中国古代法律变化的突出特征，而这一特征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法律生命力存续的条件，亦是宋朝立法活动活跃、法律变化频繁的根源。

北宋初，宋太祖为稳定统治和统一法令，于建隆四年（963）制定了《建隆重详定统》，是宋朝建国后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在《宋刑统》中既于律后附列敕令格式，开创了律敕合编的体例，亦增创了“起请”条目，首创综合性法规之门，使法典宽简体时，国家拥有常法。但是宋朝最重要、最频繁、最富有特色的立法活动，最能体现其法律变化特征的则是各类编敕。

所谓编敕，是把日积月累的各种单行敕令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删去重复，去其抵牾，使之条理化，然后汇编颁布，使之上升为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宋朝的编敕活动，呈现出诸多立法特点。

1、编敕活动频繁。自宋太宗淳化编敕之后，历代新君即位或改元，都要对以前的敕令编修一次或数次不等。从编敕的效力等级来看，既有通行全国的综合性编敕，也有中央省院监寺、部曹司务的部门编敕，又有一路一州一县的地方编敕。

据郭东旭先生的粗略统计，在宋朝三百多年间，仅编修各类敕令格式及条法、条贯，就有二百三十多部。这么多的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一状况也说明了宋朝编敕活动的频繁，亦是其法律体系的文本基础。

2、编敕体例多变。宋初编敕，皆取与刑名无关的敕令，“准律分门”，以补充律之未备和对律文进行变通性解释。至宋仁宗朝编敕，开始附有刑名，使编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典，自此出现了律敕并存的局面。

元丰编敕，打破了依律分门的旧制，采取以事为经，以敕令格式为纬的统类合编体制，使敕令格式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后“大体悉循用之”。 宋朝编敕体例的变化，还表现在附加名目的不断增加。

宋太宗淳化编敕，始附赦书德音；宋仁宗朝编敕，又有“附令敕”；宋神宗熙宁编敕又增“随敕申明”；元丰编敕，又附有《看详》之目；宋徽宗朝之后的编敕，又添“一时指挥”，“修书指挥” ， “存留照用指挥”等。这一变化也使编敕规模愈来愈大，内容愈来愈繁杂，致使“用法之际，官不暇遍阅，吏因得以容奸”。

3、编敕规模庞大。宋朝编敕，不仅数量多，而且法典规模越来越大。就法典正文而言，宋真宗《咸平编敕》10卷，宋高宗《绍兴重修敕令格式》已达122卷。特别是随着编敕附加名目的不断增多，法典规模更大。

尤其是《看详》卷，有的多于编敕正文十多倍。如宋真宗《咸平编敕》附目仅有2卷，至南宋高宗《绍兴重修敕令格式》，附目中的《看详》、《申明》、《赦书德音》多达622卷。由此不难看出，宋朝编敕规模庞大，造成了法典猥冗烦杂。

三、种类众多的法律形式

所谓法律形式，是指表现法律内部结构的各种外部形态。法律形式的多样性，是社会关系复杂化的反映。宋朝法律形式问题，学者已多有论述。

宋朝初期的主要法律形式仍是因袭唐代的律令格式，但随着散敕、特旨、手诏、御笔、指挥的增多，随着编敕的发展，各类不同效力等级的编敕、编令、编格、编式也大量出现。

自宋神宗开创敕令格式统类合编体例之后，根据法律性质和调整对象的不同，在敕令格式统类合编之外，又出现了敕令格、敕令式、敕令、敕式、令式、令格、格式等法典，使法律类型进一步增多。

在编例中，也出现了条例、断例、指挥等形式。宋朝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民事关系的复杂化，强化经济管理和调整民事关系的单行法规有了超常发展，由此又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条令、条制、条贯、条约、条式、条例等，这是宋朝法律形式繁多的又一个突出表现。

由于敕令格式统类合编，使法书的规模庞大，条目愈加繁冗，致使有法难以检用。因此南宋孝宗淳熙立法时，又将敕令格式及申明“随事分门修纂”，至此，宋朝之法又出现了以事分门的《条法事类》法律形式。

宋朝法律形式种类之多，可以说是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从立法主体、法律效力和适用对象的差异来看，又有不同的功能。从法的空间效力来看，既有通行全国的普通法，适应某一领域的部门法，适应某一地域的地方法，亦有专为特定地区和特种犯罪制定的特别法。

从法的功能来看，又有实体法和程序法。如此众多的法律形式，使法律的调整范围极其广泛，亦是宋朝法律构建中的一个突出特征。

四、如何调整广泛的法律内容

1、刑事法方面。宋朝的刑事法，在因袭唐律中的犯罪名称、五种刑名和量刑原则之外，又“自立一王之法”。根据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不仅制定和完善了“盗贼重法”，又创“重法地之法”和“重法人之法”，广泛推行“保甲法”，使大小犯罪都控制在法律范围之内。为推行以法治罪，在五刑之外又创折杖法、刺配法、编管法。由此形成了宋朝独有的新刑种，显示了宋朝刑法适变的特征。

2、经济法方面。宋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调整经济关系，稳定市场秩序，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很细密。

在商事法方面，对市场管理、价格控制、商品营销、流通及商税征收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并对市场价格进行掌控；对周边贸易和海外贸易也有详细的立法；尤其在市舶法中，对外商的管理、海关税的征收、舶贷的收买及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亦有明确条法。

在禁榷法方面，维护盐、茶、酒等国家专卖制度的法律更加严密。尤其对私贩私卖禁榷之物的行为，规定了众多刑事处罚和经济制裁的条款。

在财政法方面，对财政的收支、分配、管理、监督、审计等均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对隐匿收入，虚立支费，挪用及截留上供财物等违法行为，亦有相应的惩罚办法。

在税收法方面，为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对两税的交纳期限、程序、税额、受纳物的规格，附加税和支移、折变的交纳方式，隐田漏税，违法拒纳的处罚，都有着细致的法律规定；在商税的征收中，对征税权的划分、行使，对税种、税率、税目、数额及免税物品、匿税和妄征，亦有严格的法律。

在货币法方面，对铜钱、铁钱、交子、会子及钞引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尤其对私造货币、毁坏钱宝、铜钱出界，规定了更加严厉的惩罚和告赏条款，宋朝的经济立法，既是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要求的反映，亦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是宋朝法律变化的重要内容。

3、 民事法方面。宋朝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可以说有了超前的发展。宋朝经济关系的多样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使调整所有权关系，维护私有权的法律更加详备，使民法成为宋代法律中内容最丰富、最能反映宋朝法律变化特征的重要部分。

在民事法律权利主体最突出的变化，是唐律中的法定“贱民”在宋朝成为国家法定的“编户齐民”，依法享有了民事权利主体资格。正是这一变化，引起了宋朝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

在所有权关系方面，对土地的占有、开垦、典卖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由于租佃制、典卖制的盛行，使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分离，宋朝在以法律形式承认这种分离的合法性的同时，亦允许占有权、使用权可以独立的有偿转移，而且对各种权利转移制定了严格而详密的法律规范。

在债权方面，宋朝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也很发达，对债的发生、债的利率、债的担保、债的清偿、债的免除，亦制定了详细的法律。

在契约关系方面，为维护契约关系的正常运转，对契约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担保、时效、损害赔偿等，也有细密的法律规定。

在婚姻法方面，宋朝在继承传统的结婚、离婚原则和程式的同时，亦以法定形式扩大了妇女在离婚与再婚中的自主权。

在家庭法方面，在以法确认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养子关系、义子关系的同时，对诸子分析家产的原则，在室诸女在析产中的地位，也有着明确规定。

在财产继承法方面，对继承原则、继承顺序、继承份额以及“子承父分”、“妻承夫分”的代位继承，皆有明确的律法规定；在户绝继承中，不仅对立继子、命继子、在室女、出嫁女、归宗女在财产继承中的地位和继承份额做了详细的法律规定，而且使女子的财产继承权突破了宗祧继承的传统。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法律内容来看，宋朝法律调整的范围已相当广泛，但是宋朝法律变化最大的方面，则是调整经济关系，维护私有权和人身权方面的立法。由此可以说，宋朝已形成了详备的法律文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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