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以什么思想为主(吕氏春秋理解)

导语：《吕氏春秋》对诸子各家的“无为”思想，进行了哪些扬弃？

君主无为原则，这一主张是由老子首先提出来的。老子将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应用到政治上，使人道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天是“无为”的，那么法天而治的圣王也应该是“无为”的，实行“无为之治”，“为无为，则无不治”。君主治理国家要遵循自然，顺应民意，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无为、无事、无欲，这样民众自然就会受化，不觉得是在被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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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也不要以自己的私心任意妄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心为心来治理国家，这样天下自然就会平安无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之所以倡导无为治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的。

老子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大变动的始发期，在周王室日益衰微的同时，诸侯国的势力却在不断壮大，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当时的社会矛盾极端激化，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压迫民众，不断发动兼并战争，下层民众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朝不保夕，生活困苦，统治者的任意“有为”不断地激化着矛盾。

“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统治者日益加重剥削，民众生活困苦。故此在这里老子要求统治者要“有余以奉天下”，适当的减轻剥削。

统治者苛政扰民，无限度的剥削使得民众无以为生，被迫铤而走险，导致天下大乱。故此只有统治者薄税敛，轻刑罚，尚节俭，实行“无为之治”，不要过分干预民众的行动，也不要设置一系列的规章法令来束缚民众，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子倡导统治者“无为”，第一次对“无为”思想做了详细系统的阐述，并且形成了一套统治者“无为而治”的思想体系。

老子所处的时代，战乱纷仍，加之各国统治者的剥削，普通民众的生活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减少甚至结束战争；同时也寄希望于统治者尽量的减轻剥削，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需求，客观上反映了民众的要求。

但是这一主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然是无法实行的，列国争雄，如果只是一味的讲求“无为”，不但不能在当时的纷争中占据优势，反而会导致自身的灭亡。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庄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当时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追逐权势，名义上是以“有为”治理天下，实则是从中为自己谋取私利，争权夺利，扰民、害民。以齐国为例，齐国本是效法圣人的礼法之国，但是田成子杀齐君盗齐国之后，不但是窃国，更是连治理国家的法制都一并窃了过去，以之保护自己的盗贼之身。

这样的乱世，偷窃带钩的人被杀戮，而窃取国家的人却为诸侯。统治者“有为”就会有“窃”，“有为”原本是好的，但是有“窃”的人，于是就导致窃国之人做了诸侯，顺便也窃了“仁义”，于是“仁义”、“圣知”、“法制”都一并被窃了去，就像田成子那样弑君反列为诸侯，甚至“仁义”之类竟成了“大盗”的护身符，高轩冠冕的赏赐不能劝阻，斧钺威刑不能禁止。

仁义、礼乐、文明破坏了自然的人性，造成了人的虚伪争夺，社会上的诸多弊端也由此而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庄子提出了“无为”的主张，反对“有为”，进一步反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认为只有消灭当时的社会制度、礼乐、文明等等与自然相对的一切，实行“无为之治”，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庄子的“无为”不同于老子的以“无为”为“为”，而是绝对的“无为”，反对一切人为的东西，复归于真正的自然。

老子、庄子都认为“无为”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黄老学派则提出，“无为”只适用于君主，而且君主必须“无为”；臣下则应该是“有为”的，要操持具体事务，否定了“无为”的普遍性。黄老学派看待问题更具客观性，对“无为”思想的阐述也显得更加合理，不再是绝对的否定或肯定，而是主张有主有次，两者相辅。

黄老学派君无为、臣有为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虽然没有哪一个国君彻底的推行，但是到了汉初统治者认识到了其重要性，这一观点对汉初政治有很大的影响，汉初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就是这一观点影响的产物，对恢复当时的社会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生活于战国中期的慎到，面对当时的时代，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以更好的巩固君主的权势，认为国君应该“兼畜下”，充分发挥臣下的才能，“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正因为能够充分发挥臣下的才能，君主才能做到“无为而治”。

慎到的“无为”思想相比于黄老学派的主张，黄老学派侧重的是君主的“无为”，而慎到更强调臣下的“有为”，君主不可事事争先，而是要充分发挥臣下的才能，以臣下的“有为”来达到君主的“无为”。

申不害的“无为”思想主要是继承了黄老学派的观点，主张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君治其要，臣行其详”，更重视君主的“无为”，君主无事而天下自治。

但是，申不害的“无为”主张却更多的是表现为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引用的申不害的言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申不害认为君主对于自己的言行要特别谨慎，因为臣下时时刻刻都在窥探君主，所以君主要“无为”才能不被臣下窥测自己的意图，将“无为”变成了权谋。

治国频繁变法、朝令夕改，只会给民众带来无尽的痛苦，导致国家越治越乱，故此有道圣君贵静，不频繁改变法令，而是以静制动，以“无为”治天下。

在《韩非子·喻老》篇中又举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事例，说明了实行“无为之治”的重要性。楚庄王即位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以己之静察群臣天下之动，深入了解天下的情势，终使楚国大治，内举贤废不能，而外霸天下，以“无为”达到了“有为”的成效。

韩非认为君主要“虚静以待”，要“有意把自己装扮得神秘无端，高深莫测，虚静无为，以防奸邪者对君主嗜好、欲望和内情的窥伺”，以静制动。

道是根本，君主要守道勿失，“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事自定”，君主虚则知臣之功实是否真诚，静则知臣之动是否正而不偏。君主不要把自己的喜好表露于外，这样群臣无所饰，自然就会达到“无为”、无事而御使群臣收其成功的效果。

韩非的“无为”思想承自申不害而来，更多的也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一种权术，君主如果能够做到对事事都不置可否，喜怒不形于色，臣下便无法摸透君主的脾性，便不敢轻举妄动，君主则以静制动，以“无为”实现“有为”。由此可见，韩非“无为”思想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君权。

战国末期，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都迫切要求实现国家的统一，历史的发展开始进入了统一时期，这一时期各国之间争战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全国的大一统。政治上的统一趋势反映到思想上，诸子思想学术开始走向合流。综合诸子各家思想学术的《吕氏春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吕氏春秋》对之前诸子各家的“无为”思想进行了扬弃。

首先，从老子提出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中发展出君道“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

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主张是为了说明“道”的，虽然“道”并不有意去做什么，但是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决定的。《吕氏春秋》借用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主张来说明君主，君主虽然不具体做什么，但是却又对什么都起决定作用。在这里，《吕氏春秋》对老子的观点主张根据阐述自己观点的需要做了新的阐发，将老子提出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论述“道”的观点用来说明君主，阐明君主“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是对老子思想的吸收并加以发扬。

其次，《吕氏春秋》又不同意老子、庄子的消极无为主张。

老子、庄子都认为只要统治者是“无为”的，一切自然也就治理好了。尤其是庄子更加消极，主张要绝对的“无为”，反对一切人为的东西，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理论和现实的。对于这样的观点主张，《吕氏春秋》显然是不会采取的，因为《吕氏春秋》的出现是立足于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国家提供一套治国方略的，是立足于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角度而言的。

老子、庄子口里的统治者是指整个统治阶层而言的，并不是仅限于君主。直到黄老学派开始将“无为”只限定于君主，而臣下则应该是“有为”的，慎到、申不害都发展了这一观点，《吕氏春秋》也采纳了这一观点，认为只有君主才应该“无为”，《吕氏春秋》所讲的“无为”是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

另外，《吕氏春秋》还认为在君臣关系中，君主无为并不是说君主无所作为，而是说君主不要自恃己能，包揽和干预本应属于臣下的事务。君主的职责在于充分发挥臣下的能力，使臣下尽力于具体事务。君主居于主导地位，指导臣下做事。

懂得治国要“无为而治”的君主，任用臣下去办理具体事务，自己只要按照臣下的职责来监督、审查他们的工作，使各司其事、各尽其责即可。

这与《韩非子·扬权》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所阐述的意思基本类似，重点都在强调君主无为，而且是各自“无为”主张的思想总纲。但是《吕氏春秋》不是像韩非那样将“无为”作为君主统治臣下的权术和手段，一切从加强君主权力的角度而言；

《吕氏春秋》的“无为”是要君主居于主导地位指导臣下的工作，是从如何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的，也是从人情出发的，君主未必比臣下贤能，是不可能把天下所有的事情都办好的。即便君主是最贤能的人，但以一人之力处理天下之事，也会弄得精疲力倦，终究还是不可能把天下所有的事情都办好的。

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中的《主术训》篇云：“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宝”与《吕氏春秋·知度》篇两者文字大概一致，从时间上来看，《吕氏春秋》在前，《淮南子》在后，所以应该是后者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改动，由此也可见《吕氏春秋》对后来者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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