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是武王伐纣的决胜战， 是武王联军与商军在商都郊外牧野进行的决战。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在牧野之战前二年，武王姬发曾召集诸侯在盟津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阅兵。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毕”是文王姬昌埋葬地，“观兵”即阅兵，“木主”是指牌位。武王在毕祭祀文王，然后前往东方举行阅兵，到达了盟津。设致文王的牌位，用专门的车子拉着，置于军中。

据《史记》记载，这次盟津阅兵盛况空前，“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当时诸侯大大小小近千个，可以说武王已经召集了大多数诸侯。

其次，此次阅兵征兆吉祥，“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白色是商崇尚的色调，鱼有鳞象征着铠甲。白鱼跳到船上，预示着攻伐殷商唾手可得。

再次，天意降落，“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 周崇尚火德，其色赤。按照邹衍说法，五德从所不胜，商尚白色为金，火克金。这无疑更是大吉大利的征兆。

正因为如此，参与会盟的诸侯几乎无一例外的认为可以攻商了，“诸侯皆曰：‘纣可伐矣。’”。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但是，武王却没有同意向商纣宣战，给各路诸侯扔下了这句话，毅然班师回朝。

“天命”是什么武王为何不敢对殷商宣战呢对于此次失败历史上却记叙为“盟津观兵”，从《史记》中看看司马迁隐藏的答案。

第一，相对殷商，周生产力落后。

周后稷以农耕起家，但是后稷的儿子不窋，却想跳槽换个轻松的工种，不喜欢耕地种地，于是辞去官职跑到了偏远地区。司马迁记叙为，“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不窋跳槽失败，游牧被排挤，这极大地损伤周的元气。后来公刘又回归耕种，慢慢地重新积聚力量，周才逐渐兴盛起来。

直到古公亶父时，周才从夷狄之间偏远地区迁回西岐，彻底改掉了夷狄游荡的生活习惯。“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

西伯侯姬昌积善行德，大力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当姬昌被商纣王释放返回西岐之后，不断地进行征伐，“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在姬昌死前连年征伐，一方面扩大势力范围，扫除周边威胁；一方面，在征战中锻炼队伍军事素养。

这在古公亶父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今戎狄所谓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处于戎狄之间，还未等对方开战，古公亶父带着一家老老少少翻山越岭，渡江趟水，溜之大吉了。

第二，势力范围狭小，军事实力弱小。

从公刘到古公亶父屡次回迁，推测周不仅拥有地盘狭小，部族人口也非常稀少。

“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况且周文王被囚，不仅赠送奇珍异宝，还割了一块地换取自由。

当然，司马迁春秋笔法，明明是周文王被迫割地求生，却演绎成了周文王主动割地，以换取商纣王去掉炮烙之刑。周文王割地赔屈辱，竟被描绘的那么大义凛然，一顶仁义的高帽子安在文王头上了。

地盘狭小，相对应的赋税就少，那么实力相对就弱一些。同样，人口稀少，就缺少兵源。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周的势力极度弱小。这在武王十一年伐纣时暴露无遗，“遂率戍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一乘车按照三个人计算，作为攻打商纣的主力，出兵才五万一千人。

“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周的兵车仅仅占联军的十分之一，可见周的军事实力之弱。可想而知，两年之前周的实力会多么弱小。

相比较而言，商纣王听说武王前来讨伐，能够立马发兵七十万来抵抗。可见，殷商实力仍不容小觑。虽然《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如果商纣不去攻打东夷，或者历史就会因此改写。

历史没有假设。如果商纣早听从祖伊的劝谏或者崇侯虎的建议，就不会有武王伐纣，纣王也不至于蹈火自焚。

第三，周上层不和谐，各诸侯还不统一。

“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

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都辅佐武王。既然已经继位怎么还自称太子，而不是王呢

一方面，继位可能有人反对，所以“不敢自专”；另一方面，扯虎皮拉大旗，老子的旗号好用。只能说此时周武王的号召力、凝聚力，无法与老爹周文王相比。

周文王子嗣太多，在《封神榜》号称百子，具体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管蔡世家》记载武王“同母昆弟十人”，与周武王同胞十兄弟，同父异母兄弟那就没法统计了。

《鲁世家》中司马迁还说，“旦（周公）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这句话中“群子”正对应上面文王子嗣众多。而“异”字又当如何理解不仅仅是孝顺、仁义，或许百余兄弟与武王未必同心同德，周武王死后“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

由此断定，周武王在讨伐纣王之初，周上层矛盾重重。

“东伐以观诸侯集否”从司马迁的记叙来看，这是九年盟津会盟的主要目的。但在《齐世家》再次提及此事，这意味着主意是吕尚谋划，通过大阅兵来验证各路诸侯的态度。

九年盟津会盟的诸侯达到八百，还有多少诸侯没有来又占据什么分量司马迁春秋笔法隐讳了事实。而且，这八百诸侯是否存在夸张成分，毕竟周号召力和影响力没那么大。

总而言之，因为实力不够，所以此次讨伐当成了一次阅兵。

但两年之后就明显不同了，“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全、都。）会。”一个“咸”字不仅是数字上的差别，诸侯全部支持伐纣，此外说明商纣彻底成为众矢之的了。

第四，商纣自绝于天，周乃天命所归。

商纣的淫逸放荡，腐败堕落，宠信奸佞，导致众庶怨恨，诸侯背叛。商纣不知反省，反而更加暴虐，动辄使用炮烙酷刑，费中、恶来奸佞当政，诸侯因畏惧而疏远。

虽然鄂侯、九侯、西伯昌遭受重刑而排斥，但是像比干、微子、箕子、商容等仍在商纣身边，而且是商朝的强有力支撑。

周武王九年与十一年，在这两年里，商与周各自境遇大不相同。

由于商纣王昏庸暴虐，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经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而周则恰恰相反，周文王自从被囚释放之后，“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

当然，改变人心是最艰难的。

在《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打算一起投奔西伯养老，这一年应该是周武王九年，恰巧两人碰上武王出征。于是，两人拦马劝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伯夷叔齐从道德层面极力劝阻武王讨伐商纣。这也是武王九年盟津会盟而不战的原因，毕竟人心还未必统一。

而在两年之后，“天命”的天平已经明显倾向于周，实力不断增强，民心完全倒向周明。因此，所谓的“天命”是什么，是时机，是人心倾向以及实力强弱的转化。

时机成熟了，武王再次盟会诸侯，正式讨伐纣王，从而一举攻打到牧野。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优秀作者用户自发贡献，本站仅提供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若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与我们取得联系举报，一经查实立刻删除内容。本文内容由快快网络小碧创作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