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廉的知府三年能捞多少银子十万雪花币(三年清知府十万白银子)

导语：一个清廉的知府三年能捞多少银子？十万雪花银估计还是保守的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很多读者都听讲过，意思是当上一任知府，便有十万银子的进账。可是这句话当中有一个“清”字十分微妙，有不同的意思解读。

既然冠以“清”字，那么从字面的意思理解就不会是贪官。不过按照清代的俸禄来看，知府年俸是105两，加上养廉银五千两左右，这样算下来，三年知府任上，总收入才一万五千多两，和十万雪花银有不小的差距。

那么，在不贪污受贿的情况下，剩余的八万多两银子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就有大学问了。

在这里我们要设下一个前提，那就是知府确实是一个清官，在俸禄之外不吃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因为陋规属于灰色收入，朝廷可以不管但要是追究起来也属于贪污受贿。

一个清廉的知府三年任上如果要获取十万两的合法收入，其实也不难，那就是在征收赋税时可以获得大量的分红。而且这部分分红是得到朝廷认可的。

清代的赋税制度十分复杂，朝廷每年的地丁钱粮总额都是有定数的，这个数字从乾隆时期一直到道光时期都没有太多的变化，一般都维持在三千万两左右。

虽然每年全国各省押解国库的税银是固定的，但实际从老百姓手中收上来的却有远远超过三千万两，甚至是几倍于这个数字。

那么，地方官府征收赋税是如何动手脚的呢？主要采取两个手段。

其一、加征火耗

地方官府上交国库的银子都是统一的50两一锭的官银。可是老百姓手中却没有这么大的银锭，只有日常流通的制钱和散碎银两。因此在交税的时候，必须要将制钱兑换成银两。

官府收到这些散碎银两后，就要统一铸造成官银。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火耗问题，即银子在熔炼过程中的消耗。火耗肯定是有的，但一般都不大，基本上一百两银子火耗在一两左右，即百分之一的火耗。

可是官府在收税时提高火耗，轻的则是10%，重的多达30%。也就是说，本来老百姓要交一两的税，可实际上却要交一两一钱或是一两三钱的税。

加征火耗多出来的钱地方官府却不会上交国库，而是以地方办公费用的名义留在各省。实际上这笔钱根本不会用在办公上，都是各级官员从中分红。

负责收税的是州县衙门，他们收取的火耗要按比例孝敬给知府、道员、按察使、巡抚、总督。可别小看这多收的火耗，一个省的数字那是十分庞大的，至少也是以百万两计的，一个知府少说也得分个几千两。

这笔烂账朝廷是清楚的，但迫于地方官的正规收入低，所以在雍正以前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康熙皇帝还曾说过，只要地方官收取的火耗不超过10%，那绝对算是清官了。

雍正以后实行火耗归公，将火耗统一上交朝廷，另外又出台了养廉银制度，增加了地方官员的经济收入。但有清一代，地方官加征火耗中饱私囊的现象从未停止过。

其二、利用银钱比价动手脚

有清一代，银钱的比价波动十分激烈。各级官员利用银价波动造成的经济混乱明抢暗夺。清代在不同时期出现了“银贵钱贱”和“钱贵银贱”的波动。

比如在康熙十四年至康熙二十九年期间，银价暴跌，每两银兑换制钱850文，而后很长一段时间徘徊在900文上下。再如从嘉庆十一年到咸丰三年期间，每两纹银从1000文上涨至2500文。

地方官府在收税的时候，也意识到货币市场的这种经济规律。为了按时完成朝廷规定的赋税定额，为了从中渔利，他们便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手段。

在银贵钱贱的时候，官府根据银子上涨的程度加征额外的折色和商税比例。比如道光十四年，江西银价每两一千六百三十文，而官府交纳的赋税每两的附加费是255文。

一般来说，当银钱比价最初向上波动时，地方官府主要采用调整提高征收银钱比价，来保证聚敛社会财富的绝对数量。当银钱比价大幅上涨时，为了争取更大的机动性，他们便推行“征银解银”措施，拒绝接受农民上交的制钱，以不变应万变。

在银贱钱贵的时期，地方官府又强调要征收制钱，而不收银两，对农民实行最大限度地剥削。甚至在很多的州县，还采用固定的“银贵钱贱”时期的征收比例。

比如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每两银价由2600文急剧下跌至1200文，但各省州县征收地丁仍按照银贵时的水平强迫农民交纳制钱。1864年，浙江银价已经下跌到1200文，而地方政府仍以2800文的比例强制征收赋税。

无论是银贵钱贱还是钱贵银贱，地方官府搜刮社会财富的总量都是有增无减。这些多出来的钱，全部都流向了各级官吏的手中，朝廷并没有多收一两银子。

因此一个清廉的知府，即使不去贪污受贿，不去收受陋规，仅凭这些赋税分红，便可轻松捞取十万雪花银。如果是那些贪官污吏之辈，那么一任下来，几十上百万两也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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