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待字是什么意思(等待的待字怎么读)
导语:从“等待”之“待”是“形声字”,说到“右文说”和“因声求义”
有朋友争论,说“等待”之“待”不是“形声字”,而是“会意字”。
这个说法的确值得商榷。
“待”字,还真是“形声字”。
《说文》:“待,竢(俟,si)也。从彳(chi),寺声。”
这是说,“待”是“形声字”。“彳”为“形旁”;“寺”为“声旁”。
《荀子.成相篇》:“治之志,后埶(势)富,君子诚之好以待。”《康熙字典》注:待,“叶时吏切。音侍。”
魏文帝曹丕《浮海赋》:“众帆张,群櫂起,争先逐进,莫适相待。”《康熙字典》注:待,“叶直里切。音峙。”
“侍”和“峙”,也都是“形声字”。
同样,“诗”“恃”“持”“畤”“秲”“庤”“時”“痔”,还有“等”和“特”,都是“形声字”。
不可思议吧!
“形声字”,是汉字造字之初的主要方法——即由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组成“合体字”,“表义”的部分为“形旁”,“表声”的部分是“声旁”。
上面所列的这些字,按照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之“古韵十七部”,均在“第一部”。“部”即“韵部”。
具体来说,根据段氏的《古十七部谐声表》,上述字各自发音有些微区别,但又“谐音”,读“寺声”“時声”“史声”“止声”等等。
“等等”之“等”,古音读“止声”。
段氏《说文解字注》曰:等,“古在一部。止韵。音变入海韵。音转入等韵。多肯切。”
“待”,现代汉语读“dai”,也是“音变”“音转”的结果。
古汉字的“音变”“音转”,与“方言”有关,大多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最后接近于现代汉语的读音,是在隋唐之前。
还以“待”为例。《唐韵》注为“徒在切。”《集韵》《韵会》《正韵》注为“荡亥切。”这均与现代汉语的读音十分接近了。但有些地方,仍读为“叶徒帝切”或“徒奇切”,音兑。
古人,将两个字同韵,叫作“叠韵”;将声母相同,叫“双声”。
“双声叠韵”,是汉字汉语发展及组词的内在规律。
比如,“等”和“待”,原为“叠韵”。后来,又成为“双声”。
这与其字义变化有关。
“待”之本义是“竢(俟)”,即“款款而行”之貌。“款待”一词,由此而来。“款款而行”或有相遇,因此“待”又引申有“遇”之义,遂有“待遇”一词。
段玉裁说:待,“今人易其语曰等。”
《说文》曰:“等,齐简也。从竹、寺。寺,官曹之等平也。”段玉裁《注》:“齐简者,叠简策齐之。如今人整齐画籍也(按:所谓整齐划一,原该是整齐画籍)。引申为凡齐之称。凡物齐之,则高下历历可见,故曰等级。”
“使之齐”,这是“等”字本义。于是,“等”表示“类”“相同”“一样”。
又由此,引申为“不齐”,即段氏所云“等级”;引申为“台阶”;引申为“比较”“衡量”。
“等候”“等待”,是“使之齐”的另一种表达,亦属引申义,当使用于唐以后。
唐路德延《孩儿》诗云:“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
金韩孝彦撰《四声海篇》:“等,候待也。”
此时,“等”已“音变”“音转”为读“deng”。《四声海篇》注:“登上声”。但是亦有地方读“dai”,与“待”同。
就是说,唐及以后,“等”和“待”的“声母”,都“音变”“音转”为“d”了,组成“等待”一词,即为“双声”。
段玉裁研究过这种“音变”“音转”的规律,说古音第一部和第六部此类情况最易发生,不详赘述。
段氏还解释了许慎所说的“(等)从竹、寺。寺,官曹之等平也”。其曰:“说从寺之意。寸部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故从寸。官之所止九寺,于此等平法度,故等从竹寺。”“从竹”,前面讲过了,是叠累竹简书使之平。
段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等”又是“会意”。
“形声”加“会意”之字并不少见,如“藉”字。
从段氏上面这段话,又可说到汉字训诂的“右文说”。
所谓“右文说”,是讲“形声字”的偏旁兼有意义。
通常,“形声字”的“右侧”为“声旁”或曰“声符”。“右文说”解释了一个规律——“形旁”,只能将“形声字”归其“类”,如“钅”“木”“氵”“灬”“土”等等,而字的含义,却取决于“声旁”“声符”。
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西晋杨泉。其在《物理论》中举“臤(xian)”为例说:“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谓之比肩。”他的意思是,上述三字,皆由“臤”得声,且字义上有共同特点。
宋代,王圣美等人明确提出了“右文”主张。《梦溪笔谈校正》载——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jian)”,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其时,还有王观国、张世南等人,亦以“右文”释义。这几人皆认为,“右文”,是词义的基础。
此说,的确反映了一部分汉字的情况。
比如,“栽”“裁”“载”“䴭(cai)”等字,小篆中都有“才”字,亦以“才”得声。同时,这几个字,也均含有“初始”之义——“栽”是筑墙长版,有初始筑墙之义;“裁”是制衣之始;“载”为乘车行路始初;“䴭”为酒母,示做酒开端。
不过,王圣美等人之说,又有严重漏洞——一是无法解决非“形声字”的“声训”问题;二是不少“形声字”并非同源,其“声旁”或曰“声符”只表音而与义无关,即便同源“形声字”字义,也不能一概而论认定其字义来自“右文”。
至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黄承吉,将“右文说”大大完善了。他提出了“字义起于右旁之声”的理论,纠正了宋代王圣美等人学说中的错误核心。
他提出:“六书之中,谐声之字为多,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
他又说:“是以古书凡同声之字,但举其右旁之纲之声,不必拘于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并有不必举其右旁为声之本字,而任举其同声之字,即可用为同义者。”
尽管其说有些“绝对”,但他所言“右旁之声”对于“形声字”的字义所起的作用,的确上升到了语言的高度,比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有了质的飞跃。
用他的观点来解释“痔”字,最可说明问题。
“痔”,初看起来就是单纯的“形声字”,难以其“右文”之“寺”解释其义。但如果按照许慎对“等”字的解读——寺,官曹之等平也”,就很好理解了。
《说文》云:“痔,后病也。”这说的是现在理解的“痔疮”。
而《增韵》曰:“痔,隐疮也。”《释名》:“疮,戕也。戕毁体使伤也。” 张衡《西京赋》注“疮痏”:“谓瘢痕”。
可知,“痔”也是“形声”加“会意”——因“病”生疮而使肤“不平”。
可举的例子很多,比如“特”,最早不仅因“寺”得声,且据“寺”而有“比较”大小、轻重以致公母之义。
前面说到的“诗”“恃”“持”“畤”“秲”“庤”“時”“痔”,包括“待”,都因“寺”而得声,并包含有“寺”之含义。限于篇幅,不遑述及。
黄承吉“改造”后的“右文说”,将汉字训诂的三大方法之一的“因声求义”,大大推进了一步。另两种方法是“据形说义”“据文证义”。
在黄承吉之后,近人刘师培、沈兼士、杨树达等大家,对“右文说”又有专论。尤其是沈兼士,提出把声训与“右文”结合起来推导“语根”及其分化,以“右文”来弥补古代声训之不足,这是对“右文说”的又一次新发展,把此古老学说推至了新高度。
自然,“声旁”“声符”之表义,不能绝对化。也不是绝对的,只可说据此为“多”,不能说“凡”、“必”、“皆”。因为,汉字,太深奥、太悠久、足够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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