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万幸我没站上过中国电影的主舞台
专访王小帅：万幸没站上过中国电影的主舞台
可能很多观众记得王小帅还是《闯入者》的时候。2015年五一档，在跟《何以笙箫默》、《速度与激情7》、《赤道》、《左耳》、《疯狂外星人》等片同期的情况下，《闯入者》排片量极少，王小帅感觉很受伤，公开表达心寒和不满，引起不小的热议。 再之后的两年多，王小帅在筹备新片《地久天长》。据说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家园三部曲”，他将告别过去的私人化叙事，更大胆地谱写与中国人相关的时代画卷。空档时间，王小帅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冬春影业，挖掘新人导演。除了此前曝光过的动作喜剧《生朋硬友》，近期又先后有《爱在樱花盛开时》和《日月星辰》开拍，这两部被描述成“有温度”的电影里，王小帅身兼投资人和监制。
如今回顾过往，王小帅把《闯入者》那时候看成像是谈恋爱，对市场过度乐观，有过度的期待，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而心灰意冷，言行比较意气用事。但过去也就过去了。“我越来越发现没有办法过多地影响外面的环境，你能做的还是做你应该做的东西就好了。一个导演越到后来越不应该关心这些事情，到一定的时候你要坚持去保护住曾经的热情，让它不要随着时间就磨灭了。”
他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万幸没有站上过所谓的中国电影的主舞台。“真正从事创作的，内心关注的都是个体、生命，要关怀那些弱者，要对强势进行置疑，这些东西呢，恰恰就容易在边缘。我们这一代人，从九十年代开始拍电影，从市场化之前到市场化之后，我个人非常满意我所处的位置。”
“新导演的困难是，大环境下怎么去捕捉有意义的电影”
记者：之前你都拍自己的作品，这两年开始做监制，而且都选新人，是怎样的考虑？
王小帅：自己的电影有时候周期挺长的，拍个片子可能两三年，这期间其实有一些空档。我一直琢磨着做像监制这样的工作，了解一些年轻的导演。这几年大的电影环境很好，新导演出现是必然的趋势。我想在这个时候可以寻找一些有理想的，对电影有看法的，另类的，可能会被大的环境容易忽略的导演。
记者：你选新导演主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王小帅：渠道现在很多。媒体，还有自媒体，还有各种活动，有各个地方的青年创投，这样可以选出很多剧本。先要看到好的剧本，而且我希望剧本是导演本人写的，这样就能直接了解导演的想法。像《日月星辰》，还有另外我们在做的《爱在樱花盛开时》，都是去年西宁first电影节当创作评委的时候看到，让我感到现在有不少年轻导演还怀揣着对电影的理想，对现实的关怀，很有温度。
记者：剧本好拍不好的话，有可能损失好剧本。你作为监制主要起什么样的作用？
王小帅：就是先看到好的剧本，再去了解这个导演，看看是不是真是他写的，他写这个感受是不是符合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一切都还贴切的话，是走出第一步吧。电影大家都说是很冒险的工作，不到成片你是不知道的。作为监制，给剧本提意见，跟导演沟通确立风格，以及大家对电影的认知达到一致以后，剩下就是导演去做了，真到现场的话一切都是交给导演。
记者：这几年冒头的新导演，商业领域成功的倒是不少，但是在艺术片领域很少有作品能入围国际电影节的。去年戛纳、威尼斯中国片都是缺席状态。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小帅：大环境当然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过去第五代或者我们去一些电影节，拿了奖回来也没有什么市场上的反响，那个时候我们更关心的是市场应该建立起来。后来开始建立市场的时候，就一窝蜂，这部分有经验的导演转型，年轻的导演在大的资本下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个阶段肯定会有一个空档的断裂。
但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随着这一波浪潮过去，大家必然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整个大环境，有市场（表现）很好的，同时我们也开始担忧，这么下去我们在三大电影节，或者文化优势上的缺失。反思会重新把目光抓回到像我们以前所关注的电影。今年你看柏林就有刘健（动画《好极了》）去了，他坚持这么多年总会有所回响。另外就是年轻导演也有一个过程，很少见说第二部就冲到很高，慢慢地走，需要一点时间。
记者：现在新导演找投资相对容易很多，也有名导演给他们当监制，看起来比较轻松。但我们作为局外人感觉这些新导演才华方面没有以前那些导演那么突出。
王小帅：我们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受过前辈的提携，比如我开始拍片的时候，田壮壮导演当过监制。在那个还没有市场化，资金还很困难的情况下，也在想办法帮年轻人拍电影。那个时候纯靠一些个人友情或者对你才华的认可。但是新导演的困难也有，就是在大的环境下，怎么去捕捉有意义的电影。
“《闯入者》时比较意气用事，对中国影市有过度的乐观”
记者：因为你之前的作品都不怎么卖座，接下来的新项目找投资容易吗？
王小帅：我总是不认为我在寻求投资上有什么问题。只是从我个人来说周期会长一点，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不是商业流水线，好几个都准备好了，拍完这个拍那个，成了一个机器。创作是等待，你去发现，你去思考，一点点让下一个项目成熟。
中国不单单是大家表面上看到的热闹，实际上底下暗流涌动，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在做，只是没有浮现在当今的媒体上面，没有被大家看到。同时，大家现在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都看票房数据来断定，这是商业社会必然的经历。
我越来越发现没有办法过多地影响外面的环境，除了拍自己的电影。但是我相信未来环境自然会转变。因为有些作品它真的不是靠数据来说话的。比如奥斯卡发奖季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影片全球票房是多少，提的都是这些片好不好。一个良性的环境应该就像最近奥斯卡占据了主流话语权，等到它过去之后，有些是票房，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记者：中国观众对奥斯卡电影的关注度还挺高的，感觉中国电影还是缺少这样一个批量热潮，基本是偶尔出现一部好的。
王小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过非常辉煌的时候。但是中国人喜欢一窝蜂，当这一切转向以后，就会遗忘这一切。中国不缺好电影，每年哪怕总有这么一两部、两三部，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这一两部、两三部再不得到珍惜，再因为它少反而遗忘它。应该像捧着珍宝一样捧着它，因为烛光越小越需要呵护。
记者：你之前曝光的项目叫《地久天长》，听说是一个投资比较大，时间跨度很长的项目。
王小帅：《地久天长》已经在慢慢运作起来了，希望下半年的时候就可以开拍了。所谓的“大”，不要盯在投资上，在于影片的难度，还有整个的体量、跨度，需要很长的时间。《闯入者》之后就一直在磨剧本，现在就要开始进入实际创作阶段。
记者：很多投资人都希望既有口碑又有票房的电影，但有些本质上擅长拍艺术片的导演要是刻意往商业上靠，有时候就有点别扭。有些经常拍商业片的导演，也基本拍不出什么高质量的艺术片。对于这个平衡，你现在怎么看？
王小帅：制片人或者投资人，越成熟，就越有这样的理解，不同的导演做不同类型的片子，不能强求。现在只不过有很多可能不是完全在电影专业出来的，或者是因为有钱的关系，他可能还欠缺把电影当成一门真正严谨的艺术，而只是觉得拍电影好简单，跳跳舞就可以挣钱，因此就会容易造成一些误会。
记者：两年多过去了，《闯入者》的结果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小帅：那个时候的一瞬间就有点像谈恋爱，我对你挺好的，你怎么突然翻脸了？就突然觉得心灰意冷，哎呀，怎么回事，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经历过以后不就是这样嘛，人家就是对你了，你还能不活了吗？所以现在只是接着往下走，只不过这个恋人就过去了。
但确实那个时候还比较意气用事，或者比较热情，真的对中国电影有过度的爱，过度的期待，过度的乐观，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应该给好的东西留出相应的空间，大家一块来繁荣这个市场，就是非常的幼稚和简单的想法，让自己觉得拍那个电影不容易啊，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现在来说，过去就过去了，这个东西不是你能改变的，你能做的还是做你应该做的东西就好了。一个导演越到后来越不应该关心这些事情，到一定的时候你要坚持去保护住曾经的热情，让它不要随着时间就磨灭了。保护住自己对生活的敏锐度，对现实的敏锐度，对人的关怀和温度，这样才是真正好好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现在投你钱没有500%回报就算失败，越来越贪婪”
记者：很多国外的导演虽然很老了，但每一部作品都在水平线以上，中国导演上了年纪的要么不拍了，要么口碑下滑厉害。这个是跟个人的坚持和社会的状况有关吗？
王小帅：两者都有。中国现在，我投你钱没有500%的回报就算失败，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很快，很容易。在国外不是，他们已经几百年了，投入进去有百分之二十几、三十几、六十几已经算成功，大家不把你有多少钱放在明面上炫耀。第二点，人家证明好和不好的标杆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他拍到七十岁、八十岁是没有问题的。相反那些只追当时票房的比较短，因为你毕竟要老去，年轻人要上来，你一旦不好就会被社会抛掉。
可能中国早晚会过了炫耀钱的时候，早晚会过了到处老板在演讲成功学的时候。就像丹麦这种国家，真的有钱人是不好意思开好车出来的，不好意思穿的好。
记者：大家觉得现在审查变宽松了？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王小帅：我们中国总是把严和宽来作为对这个东西的看法。这个都不是很重要了，从一开始到现在，这套体系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现在电影市场繁荣了，作品的需求量大了。
记者：有人觉得你们这一代导演当时赶上了审查最严的时候，等审查慢慢宽松的时候，又遇上了市场的冲击，就没怎么真正站上中国影市的主舞台。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小帅：我非常感谢我所经历的一切，非常非常吻合我的价值观。可能万幸没有到所谓的那个主舞台上去。真正从事创作和艺术的，内心关注的都是个体、生命，要关怀那些弱者，要对那些强势进行置疑，那这些东西呢，恰恰就容易在边缘。我们这一代人，从九十年代开始拍电影，从市场化之前到市场化之后，我个人非常满意我自己所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