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宣城贡氏隐逸的生活是如何的真实的(宣城市贡村)

导语：宋元时期，宣城贡氏隐逸的生活是如何的，真的逍遥吗

众所周知，忽必烈登基之初，曾命郝经为国信使入宋议和，但郝经却被贾似道拘于真州十余年，宋元之间实现划江而治、南北并存的历史契机就此错过。至元四年忽必烈举兵南下，他采纳刘整“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的建议，首先攻击襄樊。

经过六年攻守，至元十年樊城陷落，惨遭屠城，吕文焕以襄阳降元，南宋的大门已被打开。元军浮汉入江，一路凯歌，宋军或馈或降，无力抵挡。至元十二年二月，贾似道督师万与元军决战，孙虎臣兵败丁家洲，夏贵不战而逃，贾似道自鲁港逃至扬州。经此一役，宋军主力损失殆尽。

元军乘胜沿江而下，据《宋史瀛国公纪》记载：“（二月）壬戌……沿江制置大使赵潛、知镇江府洪起畏、知宁国府赵与可、知隆兴府吴益皆弃城遁。刘敏中《平宋录》记载：“三月癸酉，至建康，大赉三军。镇江亦遣使来降。丞相遣行枢密院军马屯守镇江。由是淮西、江南、源州、宁国等大小数十余城传檄款附。”贡氏所居之地宣城正是宁国府的治所，丁家洲一战失利之后，宁国知府赵与可便弃城而逃，宣城等地也就不战而降。在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这种平稳与淡定是多种内外因素协调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为个人进退和家族发展保留了充足的弹性和空间。

宋元易代之际，南方士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活动均受到巨大冲击，面对异族统治，他们或隐逸，或出仕，或反思历史，或彰表节义，或追悔过往，或谴责时弊，呈现了多元的人生取向。但无论出仕还是归隐，曾经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士人阶层都要面对儒士地位一落千丈的现实。

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有着天然的差异，蒙古人马上得天下的过程中，在农业文明中孕育发展的中原政治文化传统逐步崩塌。北方士人更早地感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痛苦。

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曾重用了大批汉族文人作为幕府谋士，王恽与胡祇通等北方士人在仕途上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但是自年李瑄叛乱，忽必烈怒杀王文统，也打击了与他相关连的诸多汉族文士，蒙古统治者对汉族儒士的态度己从信任重用转为怀疑疏离，这种转变也影响了其统治政策和用人选择。可见，忽必烈的用人策略早就有重经济、轻义理倾向，李瑄叛乱之后，忽必烈重用色目人，其功利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在忽必烈统治期间，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三人相继主掌国家财政大权达二十余年，儒士地位更加低下，汉族文士入仕行道的愿望难以实现。

南士作为“新附人”，入仕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其一，因为降元最晚，南人地位低于色目人与汉人，处于四等人的最底层；其二，统治者武嗜利，看不上儒家安身立命的义理学说；其三，科举长期废除；其四，汉族世侯在放弃兵权后迅速衰落，文士群体没有强大的地方实力派寄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南方士人的出仕空间越来越窄。

元代南方士人地位的高低，涉及到多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博弈，上层统治者中便有互相对立的两大势力：阿合马、桑哥等聚敛之臣是压制儒士、抵制汉法的；太子真金则崇信儒术，身边儒臣众多。真金与阿合马等人的斗争既是治国方略之争，也是权力之争，斗争的结果直接影响儒士的地位和命运。但是决定成败的却是忽必烈，他的绝对权力，以及对“理财”之臣的信任和重用，使真金无法左右朝政，反而忧惧成疾。此时，南士的势力很薄弱，但也有人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或许是真金之死对忽必烈多少有些触动，他对南士的政策有所变化，从对程矩夫的任用上可以看得出来。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任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有台臣以“矩夫南人，且年少”表示反对，忽必烈大怒，并说“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并命程矩夫奉诏求贤于江南。这次江南访贤对元代的历史进程、元代文坛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客观地来看，虽然此时忽必烈提出“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表明他在中断了一段时间的重儒政策之后重新开始网罗南士人才了，但南士只是处于弱势与从属的地位，这一点直到元灭也没有根本改变。程钜夫访贤之时，南士之中如谢翱等许多人对蒙元政权还有民族抵触情绪，谢枋得宁可绝食而死拒不受召，元朝在国家统合及文化融合方面还不够充分。程氏访贤为南北文坛的交流与融合带来了动力，此后十数年间，王应麟等开始奉元朝正朔，戴表元等人陆续出仕，而谢翱等遗民又陆续辞世，南人北上求官成为风潮。

元前期贡氏隐逸之特色

通过对南士出仕环境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贡氏在元代前期的隐逸，还是后来的出仕，都顺应南士群体的主流，同时又不违背儒家进退去就的道德。从文化风尚、生活条件、代际变迁等角度考察，可以把握贡氏隐逸的时代特征和家族特色。隐逸是元代重要的文化风尚，元代隐者众多，隐居方式也多种多样。尤其宋元易代之际，南方很多士人退居山林田园之间，几乎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选择。从道义上讲，无论是基于华夷之辨，还是出于君臣之义，都以不仕为高，出仕者即降臣，会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反感。比如方回，降元之后遭受诸多指责甚至诋毁；留梦炎官位虽高，但即使忽必烈，对这位降臣的人格也是有些鄙视的。

这类人不宜称之为隐士，但其生活状态看上去与隐士差别不大。同样是归隐，但士人的身份与心态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查洪德教授深入解析了元代诗坛的隐逸之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还可以进一步区分遗民与隐士，入元不仕的南方文人。

还有一些宋末就已隐居的人，更具隐士色彩，他们或因有忤权臣而去职，或主动避去以全远祸。以贡士濬而言，他自宋末已经隐居，但是又具有遗民的特色。因为仕途不顺，二十三岁的贡士濬即归隐田园，以德兴家，诗书继世，终身不仕，享受山水田园之乐，过句越，行禹穴间，北向哭；乘舟至鄞，过岐门，登候涛山，感夫子浮桴之叹，则又哭。晚登子陵西台，贡士濬诗文中也基本看不到麦秀黍离之悲，他将位于住宅东北的北漪湖改名为南滴湖，并以此自号，《贡氏宗谱》中说他“与文山、叠山同心，偶尔殊途”，这种比拟未必完全恰当，但对于终身不复仕的贡士濬来说，其内心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遗民立场，应该是可信的。

其弟贡士炳在宋代为阁门舍人气一说为“阁门祗侯”均为阁门司属官，为武臣清要之选。贡士炳以此官名入载《贡氏宗谱》，可见其入元之后不曾出仕为官，也是一位遗民。戴表元有记载说贡氏“德祐之警，旧物磐尽，而最西一堂，与附园诸亭独完焉。”贡士濬神道碑铭中也有“兵后复先人旧庐”的记录，可见房屋毁坏得比较严重。

宣城自年入于元，元代前期还不是完全稳定，在年和年都有一些风波，“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七月戊申，宁国路新附军百户詹福谋叛，福论死，赏告者何士青把总银符，仍赐钟十键。时宁国诸郡群盗起，行省檄建康管军万户张挂讨之。挂号令严明，悉平诸盗。

二十七年三月辛未，太平县贼叶大五寇宁国，众百余人，并擒斩之。”这点风波被轻易平定，对贡氏的隐逸生活几乎构不成什么影响。贡氏的经济条件比较优越，虽然战乱中屋舍受损，但贡士濬迅速着手重建家园。他将劫后犹存的最西一堂“筆而自居，取大苏公《独乐》诗名之以‘秀野’。而新筑先世所卜，以庇诸子。又创别馆以储美书，延硕师，致嘉客。”戴表元赞美其家“名台美植，曲栏文瓷，一一如意。而麻姑之支峰，离群偃行，与湖相须驻伏。堂背亩种之田，曲尺之流，萦纡回环。信乎其为秀而野也。”戴表元在元代也被视为隐逸之士，但他不像贡士濬终身不仕，而是和仇远、白挺、黄庚、袁易等人一样，在宋亡若干年后出为教职。这种学官之仕，元人有不同的态度。

在胡祗通眼里，学官保持了敬事、仁义等士之品格，因此是可敬可佩的。客观来看，在蒙元统治下，传承文化，教存人才，也确实是学官的贡献。出仕为学官，在很多人看来，并不违背出处之大节。但还有一些人，对隐而复仕者却不无微词，尤其是一些自食其力的隐士，相较出仕者确实有道德上的优越感。隐而复仕不符合儒士高标的“古人风”，因此当遇到真正避世深山、不言进取的隐士时，学官在道德感上有所挫败，“心甚愧之”是很正常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胡抵通所讲的“以经济为学、仁义养心，为国家作养人才”固然是学官的社会贡献，“道德积于中，才学富于身，以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却未必是他们出仕的原始动机，至少陈愕本人便没有这样的荣誉感，却有“老来一出为身计”的无奈。

反观“方敦饬其家，清修笃守，徐行俭取”（戴表元《秀野堂记》）的贡士濬，他在道德层面无疑是和牟螺站在一条水平线上的。贡士濬能免于奔走之役、揭油之这种人格上的独立源自其经济上的独立。当他邀请戴表元在内的骚人名士“秀野之堂，而餘咏于其中”时，他的隐逸自得占据了更高的道德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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