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族与夷狄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华夏与蛮夷之别)

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春秋冷知识——华夏族与夷、蛮、戎、狄等族之间的逐步融合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华夏族与夷狄的区分标准是什么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华夏与各族的走向融合

春秋时期由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当时的中原各国较为先进者称为华夏，和他们相比邻或错杂居住较为落后者则被称为戎狄蛮夷，但未必尽是血缘之别。因此，各族的名称界限不严，对于某地的居民，有时称“夷”，有时称“蛮”，有的称“戎”或“狄”。

崔述云：“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其说有据。《左传》中虽有“四裔”之称，开始了四方四族说的先声，但尚未有以“夷”、“蛮”、“戎”、“狄”分配于四方的概念。

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称，到了战国以下汉族形成前后才逐渐出现。

周王室所分封的许多侯国，主要居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已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它们在古代文献中，称为中国、华夏、中夏等不同名称。

夷即“尸”字，甲骨卜辞中有“隹尸方受又”（《甲》279）、“侯告伐尸方”（《粹》1187）等记载。金文中有“东夷”（《小臣》）、“南夷”（《宗周钟》）、“淮夷”（《兮甲盘》），又有“西门夷”、“京夷”和“界身夷”（均见《师西》），等等。文献中主要有舒夷、淮夷、徐夷和莱夷。舒夷在今安徽中部，淮夷分布于今淮河下游，徐夷又称徐戎（《尚书•费誓》）或徐方（《诗•大雅•常武》），在今安徽泗县北。莱夷，在今山东半岛的东北部。至于所谓“九夷”者，不一定是确指，言其支裔繁多而已。

蛮字见于金文，为称“蛮”（《兮甲盘》），也有称“蛮方”（虢季子白盘》）者，似指西北方的ǎ狁而言。晋、秦两国附近也有所谓“百蛮”（《晋公》）和“蛮”（《秦公钟》）的，和《诗经•大雅•抑》中的“蛮方”一样均指西北之族。此外，河南韩国附近有“百蛮”（《诗经•大雅•韩奕》）、东方鲁国附近有“蛮貉”（《诗经•鲁颂•宫》）。《诗经》中又有“蛮荆”（《小雅•采芑》）之称，指楚国，《左传》中的“陆浑蛮氏”云：“此‘攻王元，余谓即吴王寿梦之长子诸樊也。”六年）、“戎蛮子”（昭公十六年），都指居于中原的戎蛮之族。顾栋高云：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蛮’，濮曰‘百濮’，以概之，盖其种类实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可深考。”

戎字也见于甲骨卜辞，如云：“征戎”（《乙》4692），周代金文中有“东国戎”（《班》铭），又有将ǎ狁称为“戎”的。《尚书•费誓》称徐为戎，《左传》中的“戎”名国族者很多，有鲁、曹附近之“戎”（《左传》隐公二年、庄公二十年和二十四年）；有楚国南方之“卢戎”（《左传》桓公十三年）和“戎”（《左传》文公十六年）。又有“北戎”（《左传》隐公九年、桓公六年、僖公十年），大概与晋、郑、齐、许诸国相近，似为居于黄河以北而邻近“诸夏”之戎。还有“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当是居于“北戎”邻近的山区之中，也有说它在山东境内曾与齐、燕诸国发生交涉。

所谓“诸戎”（佐传》襄公四年、昭公六年），大概居于河北山西境内：“骊戎”、“犬戎”等，在晋国附近，曾与晋国通婚，似是晋之附庸。《诗经》、《左传》和《国语》皆有“西戎”之称。中原黄河流域，也多戎族，“杨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戎”，（也称“阴戎”、“九州之戎”）、“戎蛮氏”等，皆是其例。司马迁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绳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足见戎族确是一个支系甚多，不相统一，经常变动，“随地立名，随时易号”的大族，要想弄清它的支系和分布，确实困难。

狄字也见于周代金文，如“狄”（《曾伯■簠》）、“■狄”（《犹钟》）等。春秋时代，狄族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个支系。赤狄、白狄纵横于山西、河北等地，其势力有时达到山东、河南境内。长狄活动在山西临汾、长治至山东边境一带，侵扰过齐、鲁、宋、卫诸国。除上之西北东皆有狄族外，据《左传》哀公四年，楚“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看来，当时的南方楚国也有附属的狄族。

春秋时期华夏和夷、蛮、戎、狄等族由于长期散居错处，互相影响、频繁交往和密切联系的结果，逐渐走向融合。

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是造成融合的主要条件。公元前559年，晋国范宣子与姜戎驹支发生过争执，驹支答复他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蛰市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说明戎族和华夏族在文化上是不同的。但是，这位戎族首领却能“赋《青蝇》而退”（均见《左传》襄公十四年）。《青蝇》的首章二句是“岂弟（恺悌）君子，无信馋言”（《诗经•小雅》）。驹支既能赋诗而言志，证明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入程度。公元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昭公问郯子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时郯子对答如流，而且讲了许多历史典故。“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日：‘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国非夷，因与夷族杂居，孔子故发此议论，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公元前5年，周王子朝争王位失败后，与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春秋晚期，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聆听周朝的音乐舞蹈，对于乐工们为他歌唱《周南》、《召南》时所做“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他歌唱《邶》、《鄘》、《卫》时又做“美哉，渊乎！优而不困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评价来看，中原华夏文化对于吴国已有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他各族文化也丰富了华夏文化。公元前662年，齐败山戎，献“戎菽”（《谷梁传》庄公三十一年）于鲁。《管子•戒第》也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中原有寂，未必始于此时，但说齐桓公北伐后，将“戎菽”（戴望云：“戎菽，胡豆”）推广开来，“布之天下”，当无问题。骑射之术，旧传始于赵武灵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杜注、孔疏及陆德明《释文》皆谓此为骑马，王应麟《困学纪闻》四亦言之。可见，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原国家己是车、骑并用，是与当时各族间的长期密切交往分不开的。

对于各族融合起作用的还有各族之间的相互通婚。春秋时代的晋国是与其他各族通婚较多的国家。例如，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后来，献公伐俪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梯生卓于”（均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到了晋公子重耳“奔狄”时，“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时，晋国也嫁女子戎狄。例如“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左传》宣公十五年）。此外，楚国、吴国也与中原各国有着通婚关系，就连周襄王也曾“以其（狄人）女为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种血统的混合，是春秋时代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春秋时期近三百年，华夏族与夷、蛮、戎、狄等族之间的逐步融合，为我国古代各族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种融合，在汉族形成之后也在进行着。战国以后，“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各个少数民族对于祖国历史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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