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长安夏季的诗句(唐代描写长安的诗句有哪些)

导语：唐描写长安夏季苦热的诗不止表达了诗人的生理之热，还有心理之热

气候是一个地域相对长期、稳定的天气综合表现状态，也是一个城市自然景观的一部分，而且它作为季节转换最直接的表现，带来的感官变化很容易被人所感知，也易于应用于诗歌创作中。

不同季节的气候特征各有差异，譬如春之暖，冬之寒。而且文学的产生与当地的气候变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唐长安的夏季气候又是如何呢？文人墨客们对此有着怎样的诗性阐发呢？

关于长安夏季的气候，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长安位于东南沿海湿润气候向西北内陆干旱气候的过渡带上，既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又因处于关中盆地，海拔较陕甘黄土高原低约 500 米，热量容易聚集，因此长安夏季在黄土高原的季风气候、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河西走廊、四川盆地地热低压的影响下，炎热多雨，容易形成闷热酷旱天气。

而且唐代属于五千年来的第三个气候温暖期，据推算，唐前中、期（公元 7—8 世纪）为温暖湿润气候，年平均温度较高，年均降水量也略多，接近亚热带暖润气候。唐后期，即唐德宗贞元年间之后的 9 世纪，天气转寒，为凉干气候。

竺可祯先生则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到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并指出唐长安城皇宫内与南郊曲江池都种有梅花，李隆基曾种柑桔于蓬莱宫，还结实赏赐了宰臣。而柑桔能抵抗的最低温度仅为－8℃，梅花为－14℃，北宋气候变寒冷后关中一带就没有梅了，可见唐长安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为温暖的时期。

再结合唐代各种发掘出土的人物俑、墓室壁画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普遍衣着较为单薄，以及唐代有玉华宫、华清池、翠微宫、九成宫等不少供皇室贵族避暑的离宫别馆，唐制中还有盛暑酌免群臣朝参的仪制，唐时长安气候略见一斑。

总而言之，就整个历史进程来说，唐代长安夏季的温度普遍较高，气候呈现出炎热的特征。对此，长安诗人最有发言权，他们创作了不少&34;的诗篇来表达夏季的生理与心理之热，让我们得以在文学语境中感受千年前的夏日温度。

一、唐长安夏季生理之热

对于长安夏日的炎热，唐人毫不吝啬笔墨，在诗歌中一吐为快。初唐苏颋作诗云：&34;（《小园纳凉即事》），言其为酷暑郁勃上升的热气所烦恼，只得登高楼寻求庇身之所。王维调侃来自南方的友人时亦言：&34;（《赠吴官》），一个&34;字将长安三伏天气的高温形容出了沸腾难耐感。丘为的《夏日可畏》诗曰：&34;白居易更是几次直言：&34;（《苦热题恒寂师禅室》）、&34;（《竹窗》）。

韩愈与孟郊也曾作《纳凉联句》，用夸张想象的手法大段地铺陈描述了诗人们苦于长安夏季炎热的景象，不仅是人们备受折磨，动物们也在酷暑中难以生存，进而表达了对秋风、下雨的渴望：

&34;

李端诗中：&34;（《同苗发慈恩寺避暑》）直言自己对长安暑日的畏惧，急切的寻觅清凉之所以避身。晚唐诗人薛逢也曾生动地写道：

&34;（《镊白曲》）。

从温暖的春季过渡到炎热的夏季，温度上升导致的最直接的反应便是生理上的不适应了，包佶诗中就道出了夏日生理上的烦热之苦：

&34;（《同李吏部伏日口号呈元庶子路中丞》）

长安六月之火愈焚愈旺，让人汗流不止，行动不便。文人阶级尚且如此，底层劳动人民更是&34;（白居易《观刈麦》）了。夏季可不止是白日难耐，即使到了夜晚，烦热难眠也是常事，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之五十八中有：&34;，夏夜，宫女们也苦于房间的闷热，宁愿躺在亭子里，也不愿宿在殿内。《宫词一百首》之六十中曰：&34;，昭阳之时，阳气始萌，暑气蒸腾，宫女们连平日经常玩的掷卢游戏都不玩了。

常人在三伏天气都炎热难挡，若是再疾病缠身那就更加苦恼了，诗人权德舆在《病中苦热》中忍不住发声诉苦：

三伏鼓洪炉，支离一病夫。倦眠身似火，渴歠汗如珠。

悸乏心难定，沉烦气欲无。何时洒微雨，因与好风俱。

贞元十四年(公元 798 年）夏，病中的诗人实在是苦于长安的炎热，天地似洪炉一般，身如火焚，汗似珠落，盼望着清风抚身，细雨降温。这样的苦热诗纯粹是基于个人的烦愁而作，是琐碎平常的夏日生活中发出的苦热之思，是对自我的关怀与生活的控诉。

晚年的权德舆饱受病痛折磨，在这酷暑中更是难以忍受，也正因如此，诗人更容易将目光聚焦于日常生活，思考个体生命的生存状况。日常片段的表述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诗人那段愁苦时光之苦，同时也是诗歌生活化的表现，是贞元时期诗歌发展进程中展现的独特魅力。

二、唐长安夏季心理之热

同样是苦热，元和诗人白居易还有不同的描述。他在《月夜登阁避暑》中写道：

&34;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 807 年），长安大旱久不雨，暑气兴盛使得常人如若被焚烧一般，可见气候之炎热。诗人忍不住发出质问：清风啊清风，你到底隐身于何处？为何这青草、绿树都不曾被吹动？长安的热竟然让诗人不得不怪罪于清风。当然，诗人可不仅仅是为自己苦热而发牢骚，更是对久旱不雨下的禾苗深切忧虑：

&34;

诗人看着路旁的禾黍因为没有雨水的滋润而在这酷热的天气中尽数枯焦，自己尚且可寻觅避暑之地，这禾苗可如何是好？字里行间表达了诗人对将田地作为赖以生存之本的农人的深切同情与恳切焦虑。同时，诗人也对自己产生了疑问：独善？还是兼济？独善尚有方，兼济又该若何？这样的&34;思考已经跳脱开单纯的自我生理感受的抱怨，而是由己及他，更深层次的对苍生福祉的理性思考。诗人&34;的传达，既是对生活现状的表述，也是对自己内心矛盾的剖析，更是对民生问题的探究。

这一年，白居易由盩厔尉调至京兆府考官，此时正是他仕官生活的关键时期，今后政治生涯上何去何从非常值得他思考。况且他所处的中唐早已不复盛唐荣华，虽未亲历那段王朝最为辉煌的历史，但却知晓它是如何一步步被摧毁的，前车之鉴鞭笞着他时时关注着百姓疾苦，所以诗中这样的民生关怀是真诚的，并非简单的为文而造情。

大历诗人卢纶也曾在慈恩寺避暑时发出不一样的苦热思绪，他将尘居比作火宅：&34;（《同崔峒补阙慈恩寺避暑》）。这里的&34;不仅是诗人从字面意思对长安夏日炎热难耐的控诉，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含蕴。&34;一词源于佛教，《法华经·譬喻品第三》中用&34;来比作五浊、八苦等，用&34;来比喻三界，&34;即本心的迷失，妄念滋生的象征。卢纶以&34;喻尘居，传达的既是直白的生理感受，也是源自内心对现世的真实控诉。这热是由内而外的焦虑、不安，现实世界如火宅般无处为安，难以生存，唯有在寺院这片净土之中方能浇灭燥热之火，求得心灵的宁静。

可以说，安史之乱以后，一切富强繁华的盛唐美梦开始幻灭，庶族地主阶级以及出身于贫寒家境的封建士子处于一个极其悲剧的场面，国势之衰似乎急需他们去大刀阔斧的建功立业，起于隋而兴于唐的科举制也为他们提供了通往仕途的平台，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

入仕从政进而施展抱负，实现功成名就的理想在逐渐走向衰败的唐王朝与日益纷乱的社会中化为一场空，而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也是相对的、有限的，现实就是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权贵与利益，建功立业、荣华富贵都只是美梦而已。

卢纶还曾在《郊居对雨寄赵涓给事包佶郎中》中道尽生活的窘迫，恳切地寄诗于当权者，期望得到提拔举荐。&34;、&34;，如此的卑微与可怜，自荐诗中已经没有了盛唐诗人的大气激昂，只剩为了谋得功名而卑弱的取悦于当权者。

未入仕前生活凄苦，奔走权贵，取悦高官贵戚，入仕后政治理想已经消失殆尽，世俗的游走于权势交易中，彷徨与悲苦随之而来。读书人的志气被现实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处处卑躬屈膝使得他们的内心备受煎熬，犹如烈火焚烧一般，于是借由苦热的书写模式来具体化内心的燥热。

结语

基于长安夏热而引发的&34;书写模式，无论是源于外在的身热，还是内在的心热，都能从中反映出唐长安人普遍的夏日生活状况。

比如王建的两首诗让我们得以窥见宫廷底层妇女的夏日日常生活，身为宫女的她们虽然被隔绝在皇宫内不为人知，但她们是真实存在的。她们没有权利享受皇宫的优渥生活，炎热的季节同样无法入眠。但她们也拥有常人的真情实感，游亭观星，嬉戏玩水，真实而灵动。

而感民生多艰之热与自我认知之热也让我们见证了社会变动下的长安文士的心理状况与自我调节方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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