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什么样的婚姻是无效的婚姻(唐代婚姻看重什么)
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想了解和弄清楚在唐代，什么样的婚姻是无效的？的相关问题？那么关于在唐代,什么样的婚姻是无效的婚姻的答案我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下。
在中国，婚姻自古被视为“人伦之首”，婚姻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源头。与宗族血缘社会相适应，婚姻被认为是“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当然桥梁。陈顾远先生曾有言：“无论个体时代或家族时代，婚姻之首一效力，不外使男女一方因婚姻而取得夫之身份，女之一方因婚姻而取得妇之身份，往昔并有仅取得妾之身份者，所谓（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是也”。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关于婚姻的系统制度，成立婚姻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婚姻要遵循严格的“六礼”，解除婚姻需遵循“七出三不去”等。伴随着“礼法结合”与“法律儒家化”进程的逐步加深，婚姻制度发展到唐代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以“礼法协同”为路径，系统梳理唐代无效婚姻制度的具体规定，从社会、家庭、个人层面进行解读，方能全面且深入地理解唐代婚姻制度的精神内涵。
社会身份制约的无效婚姻
（一）“监临官”与“监临女”禁婚
《唐律·户婚》“监临娶所监临女”条规定，“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女家不坐。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唐令中亦有关于禁止在任官与监临女婚姻之禁令，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所撰《唐令拾遗》有言：“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止限。”明确“监临之官”和“在官非监临者”的范围，是理解上述规定的基础。根据《唐律疏议》的解释，“监临之官”主要是指统辖监督部下及审理判断或参与处置的官员，“在官非监临者”则是指州、县、镇、戍、折冲府判官以上，诸州参军事及小录事。
（二）“良、贱”禁婚
唐律对于良贱不婚的规定非常详细。一是关于奴婢与良人的婚禁，《户婚律》“奴娶良人为妻”条有言：“人各有藕，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主人娶奴婢良人女为妻，处徒刑一年半，奴婢自己娶良人为妻，其处罚相同；二是关于杂户、官户、工乐户与良人的婚禁，违者属于违令行为，婚姻归于当然无效，且违律为婚所造成身份的非法变更也无效，凡属于此类情况，均予以刑罚处罚；三是部曲、部曲妻、客女婚姻之禁止，依唐律规定部曲除娶客女或奴婢为妻外，也可以娶良人之女。但良人女嫁与部曲为妻后，妻身份地位降低，与部曲同等，这也可以从唐律的刑罚中推论而出。
（三）“妇女犯罪逃亡”禁婚
《唐律·户婚》“娶逃亡妇女”条规定：“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离之。”其疏议曰：“妇女犯罪逃亡，有人娶为妻妾，若知其逃亡而娶，流罪以下，并与同科；唯妇人本犯死罪而娶者，流三千里。仍离之。”“逃亡女”是指妇女犯罪后逃亡，未按照法律规定接受惩戒和制裁。不得随意与“逃亡女”结婚，是唐律的禁止性规定。凡娶“逃亡女”者，不仅要被强制离婚还要追究男方的刑事责任。对于娶“逃亡女”为妻妾，不仅当事人需要承担责任，知情者也与行为人按同罪处罚。
但“逃亡女”婚姻并非一律无效。《唐律疏议》中强调：“即逃亡妇女无夫，又会恩赦得免罪者，不合从离。其不知情而娶，准律无罪，若无夫，即听不离”。当“逃亡女”无丈夫并遇到恩赦而免罪的时候，才可以不离婚，即“无夫，会恩免罪者，不离”。这一规定体现了唐律在立法细节上的人性化考量，未将“逃亡女”婚姻进行一刀切地处理，而是从个人的一般立场出发，解决“逃亡女”存在的特殊性。
家族身份制约的无效婚姻
（一）同姓禁婚
《唐律·户婚》“同姓为婚”条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同姓婚姻延续到唐代，仍为婚姻制度之禁忌。“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按照同条疏义的解释，这里主要指的是同宗不婚。同姓而异宗，则不在禁列。相反，若改姓，而档案谱牒证明其原本同姓者，仍不得为婚。这一规定适用于娶妻与买妾。《唐律疏义·户婚》规定：“同姓之人，即尝同祖，为妻为妾，乱法不殊，”“其有声同字别，音响不殊，男女辨姓，岂宜仇匹，若阳与杨之类”。唐代还把同姓不婚扩大到买妾以及同音不同字领域，如果丈夫买妾，也要求妾不能同姓。即使男女双方的姓写法不同，如果读音相同，也不得结婚，以同姓为婚论处。
（二）亲属禁婚
唐代亲属也分为五等（即五服），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唐律疏议》规定：“若同姓缌麻以上为婚者，各依《杂律》奸条科罪。”此类亲属包括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的族姐妹等同宗亲或关系更近的亲属。对于缌麻以上的亲属之间结婚的情况，按照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也体现了对维护亲等重要性的关注。对于非五服范围以内的亲属之间缔结婚姻，《唐律·户婚》规定：“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及娶同母异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五服以外的亲属为婚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外姻有服的亲属之间，尊卑不得为婚。外姻有服的亲属范围包括外祖父母、舅、姨、妻之父母。外姻虽有服，但非尊卑为婚，唐律并不禁止。二是外姻无服的亲属之间，唐律只禁止尊卑为婚。三是禁娶同母异父姊妹和娶妻前夫之女。
（三）“以妻为妾、以妾为妻”禁婚
《唐律·户婚》“以妻为妾”条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以妻为妾和以婢为妻者，按照律法规定应该处徒刑两年，以婢为妾者，则需处徒刑一年半，并需更正其名。此条规定是降低妻子身份地位而应遭受的处罚。《唐律疏议》规定：“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卖买，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俦类。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违别议约，便亏夫妇之正道，黩人伦之彝则，颠倒冠履，紊乱礼经，犯此之人，即合二年徒罪。”以妾为妻也是违反唐律规定的行为，因为妾本身地位低下，若将其地位提升到妻的层次，会有悖于家庭的基本伦理规范。
时效条件制约的无效婚姻
（一）父母、夫丧禁婚
《唐律·户婚》规定：“居父母、夫丧嫁娶”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在父母丧期、夫丧期内嫁娶，徒刑三年，如果是娶妾的则减三等，并要求结束双方婚姻关系。《唐律疏义》规定：“父母之丧，终身忧戚，三年从吉，自为达礼。夫为妇天，尚无再醮。若居父母及夫之丧，谓在二十七月内，若男身娶妻，而妻女出嫁者。”依据疏义的解释，丧服的期限为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限内，儿子冒丧娶妻、在室女冒丧出嫁、妻居夫丧而再嫁，均处徒刑三年。同时，男子居丧娶妾，妻子女儿出嫁为妾，减三等处罚。凡属于以上情形，婚姻均应该解除。双方家长明知一方丧服未解除，却令子女成婚，则各减罪五等处罚，令娶妾的则杖七十，主观上不知则不承担相关罪责。
（二）祖父母、父母被囚禁婚
根据《唐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唐律疏议》规定：“祖父母、父母既被囚禁，固身囹圄，子孙嫁娶，名教不容。若祖父母、父母犯当死罪，嫁娶者徒一年半；流罪，徒一年半；徒罪，杖一百。若娶妾及嫁为妾者，即准上文减三等。若期亲尊长主婚，即以主婚为首，男女为从。若余亲主婚，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及男女为首，主婚为从。其男女被逼，或男年十八以下，在室之女，并主婚独坐。”唐律以及疏议对于结婚主体的惩罚，主要是以尊长所犯罪行的轻重为依据，尊长所犯罪行轻重决定嫁娶者刑罚的轻重。根据这一处罚原则可以看出，国家惩罚尊长越重，嫁娶者的刑罚也同样越重。
违反意志的无效婚姻
（一）欺诈婚
欺诈婚在唐律中主要表现为“为婚妄冒”，根据《唐律·户婚》“为婚妄冒”条规定：“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唐律疏议》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男女、嫡庶、长幼，当时理有契约，女家违约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者，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谓依初许婚契约。已成者，离之。违约之中，理有多种，或以尊卑，或以大小之类皆是。”对于“妄冒为婚”，唐律采取了刑事和民事并行的方式来处理。刑事责任方面，对欺诈婚行为人处以徒刑的刑罚。民事责任方面，区分为婚姻已经成立和尚未成立两种情况分别对待：一是婚姻尚未成立，则按照原本的约定嫁娶，妄冒行为归属于当然无效；二是已经成婚，则婚姻归于当然无效，婚姻双方离异，终止原婚姻关系。
（二）重婚
《唐律·户婚》“有妻更娶”条规定，即“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疏议还说到，“依礼，日见于甲，月见于庚，象夫妇之义。一与之齐，中馈斯重。故有妻而更娶者，合徒一年。‘女家减一等’，为其知情，合杖一百。‘若欺妄而娶’，谓有妻言无，以其矫诈之故，合徒一年半。女家既不知情，依法不坐。仍各离之。称‘各’者，谓女氏知有妻、无妻，皆合离异，故云‘各离之’。”这是最明显的重婚行为，“有妻更娶”，前后两个婚姻之间是相互排斥的，所以后一个无效的婚姻，要“离之”。
《唐律·户婚》“诸许嫁女辄悔”条第三款规定，“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娉财，后夫婚如法。”一个合法有效的婚姻成立之后，若还更许他人，就会有可能出现两个婚姻。这其实也是一种重婚行为，《唐律》也严禁这种行为。对于“更许他人者”要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当出现两个矛盾的婚姻关系时，女还是追归前夫。即在前的婚姻合法有效，后一个婚姻无效。但若前夫“不娶”，即不认可婚姻的效力，则后一个婚姻再依法判定是否有效。
婚姻制度作为“人伦之首”，是一切社会组织和制度发端的基础和前提。唐代作为中国古法律制度的成熟时期，在立法各个领域都取得巨大成就。随着“引礼入律”的进一步加速，法律儒家化进程也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在婚姻家事领域更是体现出极强的“礼法协同”特点。通过上述的系统梳理，以“礼法协同”为分析进路，从社会层面、家族整体、家庭内部以及个人意志四个方面出发，解读唐律中无效婚姻的具体规定，或许可以更全面和细致地从微观层面窥探唐代婚姻制度的价值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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