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问题(宋代案例)

导语：宋代疑难案件奏谳制度在实际执行中所面临的问题

两宋时一直存在着一种司法制度——对疑难案件的“奏谳”【1】，即地方官司机构有权将“情理可悯”“刑名可疑”等有疑虑或地方司法官员意见不统一的疑难案件，上交中央裁断。这会导致这些案件进入到（在中央的）一般复审流程。

【注1：“谳”，即检断、裁断。有关奏谳制度于北宋元丰前的部分情况，可参见 《宋代死刑案在中央的一般复审流程：元丰前》 一文。】

宋代实行奏谳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滥用刑罚，减少冤假错案，缓和“法条、敕令”同当时社会的“情理”之间的矛盾，以及体现宋朝“最高司法权拥有者”皇帝在司法机关、司法制度方面的地位，并强化皇帝“恩慈”“钦恤”的形象。

然而，就实际执行、运作的层面来看，奏谳制度在宋代始终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首先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由于允许奏谳的案件，几乎可包括一切符合条件【2】的刑事案件，因此给了意图推诿、逃避责任的地方官员很大的可乘之机。而在两宋庞大的官僚体系之内，当然是从来不缺这样的“货色”的。

【注2：所谓“符合条件”，即案情有“情理可悯”“刑名可疑”等等疑虑；抑或针对案件的审理、判决，地方司法官员之间的意见无法统一。有些地方司法官员为了使案件符合条件，不惜人为制造“疑虑”。】

他们面对或者案情复杂的疑难案件，或者牵涉各方面利益的棘手案件，即便在实际上并非没有能力处理、审判的情况下，往往也愿意一股脑将之作为“奏案”上奏至中央。这样的行为，一方面给中央司法机构增加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与成本【3】；另一方面，又大大拖延了审判时间，有损于当事人（尤其是无辜者）的利益【4】。

【注3：奏案在中央进入一般复审流程后，无论是在流程中最终得到裁断，又或被发回原衙门，期间势必都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并挤占处理正常工作的时间。】

【注4：在中央的一般复审流程，通常是比较缓慢的。再加上文书往来中央与地方所耗费的大量时间。一桩案件一旦奏谳，再到完成流程最终开始执行，可能要经过一年甚至几年。因此屡有犯人在等待结论期间，瘐死狱中的。】

于是，面对一开始就出现了的这种情况，祖宗朝（即太祖、太宗朝）时的宋廷，选择严令禁止滥行奏谳，并追究滥奏官员的责任。可这么一来，由于害怕遭中央司法机构驳回奏谳而带来罪责，地方司法官员纷纷开始谨慎起来。即便是平日不会进行滥奏的地方司法官员，也渐渐不敢上奏了。以至于出现了，连对于疑难死刑案件的正常奏谳都无人敢做的窘况【5】。

【注5：例如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全国共判决了2,436件死刑案件，其中进行了奏谳的，却一件都没有……】

由是，天圣年间，在时任刑部长官（即“判尚书省刑部事”）燕肃的上奏下，朝廷取消了对滥奏官员的追责。奏谳制度得以重新正常运转起来。

当然了，正常是正常不了太久的。可想而知，在一段时间之后，滥奏的现象必然又会严重起来。于是乎，自神宗朝到南宋后期，宋廷便只得在“严禁滥奏”与“取消追责”之间不断地反复横跳。

其次，奏案的犯人，常会被经手官吏，以至皇帝，出于各种缘由而进行宽贷。正所谓“仁于强暴，（而）使寡弱者不保其生”。这自然也就削弱了刑罚的威慑力，导致了司法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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