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到正德之间多少年(志正永乐)

导语：永乐至正德年间，社会发展呈现多样化，参随起到怎样的作用？

永乐至正德年间，参随与钦差制度相结合，逐渐走向冗滥，在其上官、选拔方式、来源等方面皆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趋势。

参随的人数不断增加，规模急剧膨胀，弊端日渐显著，明廷不得不对其员额、选拔、待遇、升授出台了相应政策，以求更好的进行管理。

参随的上官起初，参随由朝廷亲自安排，其上官皆是征伐将帅。永乐至正德年间，参随上官的种类日渐多样，主要有征伐将帅、镇戍官、钦差内官以及钦差文官四种。

第一，征伐将帅。永乐年间，对外战争频仍，参随的传统因而得以延续，如永乐四年（1406）明廷讨伐安南，成祖钦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

随后，朱能又令广西土官参随征进。到明中期以后，除了征伐总兵以外，各监军太监、副总兵、参将等官的麾下亦有参随。同时，自明中期以后，“以文统武”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于是，总督、提督、总制等“文帅”纷纷效仿征伐将帅，携带参随离京。

第二，镇戍官。自仁、宣以后，地方镇戍制度逐渐建立。至正统初年，在各边镇守总兵、内官麾下皆有参随人员。

“官舍”即为参随的一种称呼，在万历本《大明会典》之中，“随任官舍”便被置于“参随、伴役”条目之下。“伴役”指军伴，是各地军务衙门、武官及监军等人的杂役群体，而“随任官舍”则是与镇守官一同赴任的武官、舍人。

第三，钦差内官。自明英宗以后，各种内官外出之时，通常皆会带参随离京。明代皇庄最早始于永乐元年（1403），而后到弘治、正德年间，皇庄开始恶性发展。

又据史料显示，在各地皇庄的内部，一般皆有“管理之太监，有奏带之旗校，有跟随之名下，每处动至三十、四十人”。第四，钦差文官。自永乐以后，国事日繁，三司力有不逮，因此在宣德时期，明廷正式设立巡抚。

至迟到成化末年，边方巡抚开始使用参随。在嘉靖以前，抚安拥有参随的现象，应当十分普遍。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文官外出办事，也可以携带参随，如正德四年（1509）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丈量屯田”，并奏带同知刘玉等人一同前往。

参随的选拔方式、来源与数量起初，参随的选拔皆由朝廷掌控，将帅仅是听命安排。到永乐以后，将帅自主权有所扩大，于是“奏带”方式兴起。

所谓“奏带”，即官员具疏奏请，在经过皇帝与兵部的批准后方能征调其他官员的一种合法流程，其始于宣德年间，宣德元年（1426）安远侯柳升、兵部尚书李庆等人奉命讨伐交阯。

其后，明廷在天顺八年（1464）正式设立武举，此疏内容皆被纳入其中，正因如此，之后在各处总兵麾下皆有武举参随，虽因资格、品级有所限制，人数相对较少，但却胜在稳定、长久。在奏带、武举这两种方式以外，亦有几种非法途径。

第一，投充，又名投托。早在宣德年间，投充就已经十分普遍，朝廷难以禁止。第二，私自调遣。如宣德六年（1431）四川监察御史王翱上疏，弹劾总兵官陈怀“自陕西调至四川镇守，以西安等卫官军萧斌等二百六十余人自随”。

在这一时期，参随的来源也比较多样。军籍人员仍是参随的主体。其一，差操武官及武官子弟，自明中期以后，将帅奉命出征、镇守，一般是从京营中选择亲信的武官、舍人，助其统领地方卫所官军。

例如，正德十一年（1516）兵部右侍郎丁凤奉命“提督宣、大等处军务”，兵部即建议其下所有“跟随头目、官军请于见调官军内选用”。

十四年（1519）宁王反，兵部“请简命勘任南方将官一员，请敕一道，量带参随、官军，星驰前去湖广，会同镇巡官挑选官军”。

其二，为事官充参随。正德七年（1512）刘六、刘七作乱，随后，副总兵白玉因战事不利被逮下狱。但是，在经“太监陆訚为之请”后，白玉很快参随陆訚出征，不久便得以复职。

其三，余丁投为参随，这种行为最早源于军人的逃役现象。虽然明廷严禁边卫舍人、余丁投为边将家人，但实际效果不佳，问题日渐严重，余丁很快便进一步假充参随。

其四，家丁冒为参随，嘉靖六年（1527）明廷查革冗员，给事中程辂、御史刘讱、兵部主事周易等人奏称“正德中……镇守官奏带参随多系额外家丁”。

可见，在正德年间，家丁冒为参随的现象应当很是常见。参随的数量也十分可观。大体来说，最多的是征伐将帅，其下参随甚至高达千人。

例如，弘治十三年（1500）北虏侵犯大同、宣府，明廷随即令都督李澄、张晟二人各领京军三千人，分别前往潮河、紫荆关等地备御，其后，兵部尚书马文升又奏称“京营官军并奏带头目人等又有万余”，如此计算下来，参随大抵在四千左右，其数量之多可见一斑。

镇戍官、钦差内官的参随人数相对较少，但是一般也在几十、上百人左右。例如，成化间太监汪直受通事王英蛊惑，带领“头目百余人”，前往辽东抚夷。

正德十年（1515）太监刘允奉命前往乌斯藏地区赉送番供，并奏带“太监刘宗等八员，锦衣等卫官舍指挥同知韦禄等一百三十三员”。

十三年（1518）安远侯柳文充总兵官，出镇湖广。随后，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等人上疏，弹劾柳文“奏带参随官至七十余人，以图冒功”。

十四年（1516）兵部又奏曰：“镇守甘肃太监王欣先分守凉州，奏带官旗二十六人，近改甘肃，复奏带锦衣卫官旗二十九人。”总而言之，参随已然成为钦差随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种现象十分普遍。

小结永乐至正德年间，参随与钦差制度相结合，逐渐走向冗滥。一方面，参随的上官种类扩大，有征伐将帅、镇戍官、钦差内官、钦差文官四种，参随的选拔方式日渐多样，除奏带、武举两种合法途径外，还有投充、私自调遣、私自挑选等。

参随的来源增多，差操武官及武官子弟仍是主体，同时，为事官、余丁、家丁亦加入了参随的行列。非军籍人员成为参随的又一种来源，包括平民、随征家人、无赖以及各种罪犯，表明参随的身份限制有所突破。

这一时期，参随的数量迅速增加，在征伐将帅、镇戍官、钦差内官等官麾下，参随动辄成百上千。另一方面，参随的弊端越发显著，为加强管理，明廷对其员额、选拔、待遇作出了规定。景泰、弘治年间，参随员额从三人，五人、十人最终稳定在五人、三人。

参随的选拔，有职事、差役的官员，团营操备官军以及侍卫上直人员不准奏带。参随出征，官员亦不准奏带“不勘征战之人”。起初，参随的待遇较为优厚，普遍拥有双粮、赏赐等物。参随在外，亦可用马。

随后，参随日渐增多，国家负担不断加重，于是，明廷规定只有员额参随才享受优待，超额、违例奏带的参随，朝廷便不再供养，皆交其上官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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