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四配是什么意思(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导语：哪位大师一句话，决定了孔庙“四配”格局？
孔庙威仪，除了彰显于建筑气势与夫子盛容外，还体现在一个具有强大阵容的随祀团体上，这个团体可通言为从祀。从祀有尊有卑，为了示以分别，一般又在习惯上称从祀中的尊者为配享，卑者为从祀。
就位置来看，配享、十哲在殿中，其他从祀在两庑。从祀人员的排列次序大致是根据从祀者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及对儒学贡献的大小进行安排的。 配享之礼自古有之，其目的在于报功劝忠。郊祭、社樱、宗庙等均有配享。
无论祭天还是祭祖，在享祀模式上都会遵循一定的搭配关系选择一位合适的配食者。配享人选与配享人数都不能随意安排。有资格入围配享者，绝非平庸之辈，而配享人数又是绝无仅有的。后世配享往往超出一人，甚至数人不等。汉代宗庙祭祀，以功臣配享庙庭，一时将相已有数十位。自晋以后，凡祀祖宗，皆以数位功勋大臣配享。
弟子佑食于师，古籍无载，后世一旦形成，却是超佚往古，非功臣配享于帝王庙庭可比。孔庙从祀体系的形成轨迹大致为：开始于东汉，在唐代大规模发展，在宋代基本定型，明清继续扩充。从祀人数，历朝递加。
明初为一百一十九人，包括四配、十哲、七十一弟子、三十四贤儒。到了清末，从祀者增加到一百七十位了，包括四配、十二哲、七十八位先贤、七十六位先儒。民国八年，又增先儒颜元、李塨二人，共一百七十二位。在从祀制度建立的过程中，从祀队伍并不稳定，除了增祀以外，还常有罢祀、改祀、复祀等现象发生。
今天，和各位聊一聊孔庙四配的形成过程。
四配按配享地位排列，依次是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按配享时间排列，依次是颜子、孟子、曾子、子思。四人的崛起轨迹是不一样的。
颜渊在汉明帝首祀七十二弟子之时，就已位列第一。三国魏曹芳之时，己以颜渊配享为常。北齐“拜孔揖颜”之礼尤为盛行。贞观二年(628年)，太宗一改高祖释奠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之例，复称孔子先圣、颜子先师。
总章元年(668年)，颜子被追封为太子少师；太极元年(712年)，又继赠为太子太师；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兖公；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为兖国公；元至顺元年(1330年)，又赠为兖国复圣公。
孟子的升级履历较为简单，宋元丰六年(1083年)，封邹国公；元丰七年(1084年)，晋配享位；元至顺元年(1330年)，赠邹国亚圣公。
曾子因与孝行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在唐朝受到极大的关注。总章元年(668年)，赠太子少保；太极元年(712年)，赠太子太保；开元八年(720年)，以曾子受《孝经》，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二十七年(739年)，赠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瑕丘侯；政和元年(1111年)，以丘字犯先圣名，改封武城侯；咸淳三年(1267年)，晋配享位，封郕国公；元至顺元年(1 330年)，赠郕国宗圣公。
子思，宋崇宁元年(1102年)，封沂水侯；大观二年(1108年)，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二贤之间；端平二年(1235年)，升列十哲；咸淳三年(1267年)，封沂国公，晋配享位；元至顺元年(1330年)，赠沂国述圣公。
颜渊算是孔庙中的宠儿，生前既最得夫子心意，身后遂得陪侍左右。孔庙祭祀体系形成初期，孔颜组合就已经极为盛行，“拜孔揖颜”几称为孔庙祭祀通例。千年之后，纵使孟子、曾子、子思崛起，颜子的首席地位也从未受任何撼动。如果对孔庙入祀规律稍稍有所了解，就一定会惊叹颜子的宠祀奇迹。孔庙入祀门径，向来不离两途，要么藉著述之功，要么藉传道之功。以此二途衡量，颜子均非佼佼者。甚至于其生平事迹，相关记载也很少。
那么，颜子何以会在四配中具有如此稳固的地位呢？李之藻曾解释过其中的原因，他说：“唐以前第配颜子，固以好学不惰，殆庶之诣，独冠群贤故耳。”此解显然有未尽之旨，难令人心惬。
颜子的影响力是在汉晋之时形成的，奠定此一基础的，除了他本身的德行修养与好学不辍外，还有一个时代性因素，即东汉顺帝时开始实行的破格选才制。
《后汉书·顺帝纪》有载：“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此令用意，在于向仕途中引入一种灵活机制，以免因限年之法而扼杀早悟俊才。效果如何，暂且不论。其令文用典却是无意之中将颜回塑造成了少年得志的偶像，后世激扬声誉，往往喜以此相标榜。颜回声名由之大噪。此前明帝、章帝、安帝至阙里祭孔，都是以七十二弟子从祀。顺帝后，则逐渐过渡到以颜子一人配。唐以后，颜回的孔庙独享局面被打破，可是他的首祀地位自始至终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
在配享的后起之秀中，孟子与颜回的竞争最为激烈。甚至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之间还上演过一场“亚圣”争夺战。孟子尽管列于四配之末，但是他配侑孔庙要早于曾子(曾子在唐初一度配食，很快中辍)、子思。
孟子的地位在神宗朝骤升，从获得邹国公封号到配享孔庙，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孟柯配享起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之请，关于此次请奏，朝廷内部意见不一。太常寺以为配享当以孔子同时之人，孟子异代，不接于夫子，不可；礼部援贞观二十二贤为例，以为但可取著德立功其道有成者，不必皆用同时之人。皇帝采纳了后者意见，增孟子配享，位于颜子之下，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兖国公。
两宋之时，孟子及《孟子》所受到的关注度大为提升。孟学是当时的学术主流之一，很多学者对孟子推崇备至。欧阳修称：“孔子之后惟孟子最知道。”黄庭坚则称：“由孔子以来，求其是非趋舍，与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圣人也。”王安石更是一生都对孟子景仰不己，多次作诗来抒发此一情怀，“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受到推重，一则与他的道统地位有关，二则与他的辟异端勇气有关，三则与他的经世之学有关，四则与他的性命之学有关。
孟子热的推动者可溯及到韩愈，他的“道统”观几乎影响了后面几个朝代的学术建构体系。《原道》中的道统是如此提出来的：“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
其时佛、老弥漫盛行，儒道岌岌可危。昌黎本意，大概是借此以抗佛、老，以固阵营。但是他的道统提法却是前所未见，连程伊川亦是说其语既非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
历史表明，正是借助于韩愈所构筑的道统链条的机缘，孟子获得了额外之运，后世道学凡提传道、承道、知道、护道之事，几必以孔孟并举。孟子排斥异端的形象，因世风浇漓而具有了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孟子配享与王安石有很大关系。朱熹早就说过:“孟子配享，乃荆公请之。”
神宗朝是王安石仕途生涯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孟子迅速崛起的时期。孟子的晋级过程仅用了十三年时间。在几道步骤中，除了第一步王安石起着明显的作用外，其他几步的倡导者也都与王安石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联系。是以孟子配享，是王安石最终推动的结果。
孟子在受追捧的同时，优遇随之而来。仁宗景祐年间，孔子后裔孔道辅守兖州，有感于“诸儒之有大功于圣门者，无先于孟子”，随即立庙报之，配以公孙丑、万章、乐正克之徒。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孟庙从祀人数猛增至十八人。
此外，在宋朝以孟子配享孔庙后，金朝也以“兖国公亲承圣教者也，邹国公力扶圣教者也”为据，将颜、孟安排于孔子左右配享。元仁宗延褚三年(1316年)，追封孟子父为郑国公，母为郑国宣献夫人。
孟子晋享于孔庙，可谓有着平步青云之速。可是，当孟子与朱元璋相逢，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览阅《孟子》，当读至“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语时，即以此“非臣子所宜言”，旋诏罢其配享。动作之迅，不容稍议。随诏书一并下达的是，“有谏者以大不敬论”。
按明代律例，大不敬为十大恶之一，死罪不赦。足见朱元璋怒气之难抑。可是皇权专断并没有威慑住所有人，刑部尚书钱唐就是一位。他在朱元璋废止天下通祀孔子时就曾伏阙上疏，此次又冒死上谏，且自言：“臣为孟柯死，死有余荣。”太祖究不失为英明之主，自知放纵独断可行于一时，却不能据为久远计。事情的结果是：
“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
《明史·礼志》中还记载了太祖的诏复短言:“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经此一劫，孟子地位更为稳固。
曾子、子思一块升入配享，四配格局最终成型。曾参最初是因孝行而闻名。唐高宗时，太子李弘行释奠礼，上表请求将曾参与颜回一起褒封。高宗对太子的表现甚为满意，随即降旨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
四十多年后，曾参与颜回又分别被追封为“太子太保”、“太子太师”，与之同时，曾子得以与颜子并配享于孔子庙。这是有关曾参配享的最早确切记载，但据其后史料分析，颜、曾共配似乎只是睿宗朝的一时盛举，并没有维持下去，曾子仍归属于七十弟子之列。
开元八年(720年)，曾子虽以“大孝，德冠同列”而颇受眷顾，实际上仅得坐次于“十哲”之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孔门弟子获赠爵秩，颜子称公，“十哲”称侯，曾子只赠以伯。在唐代，曾子虽然偶获破格之遇，但实质地位没有多大改变。至宋代，曾子地位发生根本改变。他先获侯爵，并接替颜子增补于十哲之列，其后又获公爵，且由十哲荣升配享。
曾子配享，在很大程度上与四书中的《大学》有关，而不是以往凸显于他身上的孝道标签。这种变化轨迹在其配享前后的赞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宋高宗的赞文为：“大孝要道，用训群生。以纲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师，答问成经。事亲之实，代为仪刑。”康熙的赞文为:“洙泗之传，鲁以得之。一贯曰唯，圣学在兹。明德新民，止善为期。格致诚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统绪，修明训辞。”
前之以孝，后之以道，学风变化，晰然可辨。
在四配中，子思是后起之秀，徽宗时，方才从祀于二十二贤之间。但他很快就达到了从祀生涯的顶峰。理宗时，升为十哲；度宗时，升配享。他配享孔庙在很大成份上是基于《中庸》之故。
事实上，曾子、子思入祀配享，与当时的传道风尚以及道学家正在极力构筑的道统谱系有着很大关系。
对于配享四人制的成行原因，刘埙曾发表过议论：“议者以本朝崇尚《四书》，宜并祀曾、思配享。于是以邸国公、沂国公升配文宣王，与颜、孟为四。其意盖
以颜主《论语》，孟主《孟子》，而《大学》则曾之所述，《中庸》则思之所作，是因《四书》而尊四贤，可谓备一代之盛典。”
事实上，正是朱子的一句话，奠定了此一配享格局，其语为：“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咸淳聚齐四配，朝廷下颁的诏文即推衍自朱子此语。
四配制出现后，再无任何变动。这并非随意妄论，后世事实证明，虽然十哲、两庑人员都屡有进退数经变更，四配格局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稳固依旧。当然，也有人提出过改进方案，如李光地就建议：
“《朱子语类》云‘配享只当论传道’，然则将来若有折衷大典者，当稍放朱子精舍释奠仪而损益之，以颜、曾、思、孟、周、程、朱、张九贤配，于义为允。”
乍睹之下，光地此议颇具建设性。配享既论传道，则应保持传道链的流转畅通，使道统世世相承，后继有人。然而，光地取义难免带有理学自我标榜之嫌，犹属门户私见。若考虑到孔庙从祀体系的纷繁复杂，则李氏方案的可行性又未免让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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