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执与师执(父执读音)

导语：论＂父执与＂师事＂一师弟子的学术切磨

绍兴二十三年夏，在赴任同安的途中，朱熹经南剑拜会了李個。事实上，这已是他们的第二次相见。早在绍兴五年朱子六岁时，朱松就曾经带朱子拜访过李個。只不过那时朱子尚是憎懂小儿，自然不会与延平有什么交集，而他对父亲辈所雅重为＂冰壶秋月＂送位老先生想来也只是知晓个大概，并不曾真正识得过。时隔十八年，当李、朱二人再次相见时，朱松早已谢世，想来两人也都必有一种＂今昔隔世＂之感。而朱子此次来访，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讨论学问。

李朱相交略论

在朱熹＂待次＂的五年里，他泛观《六经》百氏之书，尤其耽恋于释老。不难想见，禅学也就标识着朱子此时对学问的最高认知。朱熹此质诸李先生之口，没想到却招来了一通数落。

二人初次见面之不欢场景不问已知。李個比朱子大33岁，况且朱熹又是故人之子，照理说初次见面应该是气氛十分馳洽的。却没想到，当朱子以禅问于延平时，延平的态度竟如此激烈，丝毫不讲情面，反而＂极言其不是＂。此时之延平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然仔细想来，延平此种反应却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有一种很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作为以河洛之学立身的醇儒，李個肩负着推明圣学的重任，他却不允许有人在他的面前＂插科打谭＂，企图以禅学来＂蒙混过关＂。因此他对朱子的＂只说不是＂，恰恰反证了自己＂理学正宗＂的身份。再一方面，朱熹乃是故人之子，而朱松曾经与李個一起汲汲于圣人之学，相交匪浅。于情于理他都坚决不能坐视朱子沦落到禅学的泥潭之中。他的＂只说不是＂正是想以严厉而坚决的态度唤醒迷失的朱子，防止朱熹在＂异端之学＂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这也正是延平对亡友负责，对朱子关爱的一片苦心。

当延平对朱子所学＂只言不是＂时，一定程度上也就表示朱熹此前的苦学都白费了，而他所说的＂无限道理＂也都失去了意义，这是朱子不能接受的。因此面对李桐的强硬态度，朱熹亦不肯就＂束手就擒＂。

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二质问。

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

李朱二人互相抵梧的情态跃然纸上。面对延平的不认可，朱子并不屈服，反而＂倒疑＂李個对＂此＂理会不得，而＂再三质问＂。朱熹此时是＂猪八戒上阵—倒打一耙＂，既然李個＂不讲情面＂那他也就不必再客气了。延平认为朱熹所学＂不是＂，那么朱子也要怀疑一下这位老先生的学问。＂质问＂、＂不服＂二语可谓道尽了朱熹此刻的情绪与满腹狐疑。

那这个＂此＂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人之道＂。他们二人争执的中也就是＂圣道＂。朱子为了＂究观古人，之所以圣＂而去学禅的＂开悟＂之说为此乃圣人之妙道。而他通过＂禅的意思＂考中了举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的信必，因此在接下来的五年他才会继续习禅不辕。反观李個，他站在理学的根祗上，坚守着真正的圣人之道，因此当他一看到＂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的朱子，便立时识破其伪而只说不是。

作为理学正宗的延平，他对朱子的否定和不认可无疑给朱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朱子尽管＂也疑而不服＂，却没有能力指出延平的不足。再者，朱熹从小就听闻＂先君子＂对李個的称许，久闻其大名，而自己仍是个求道不得其要的小后生。（朱熹虽然以禅为入道之口，然却并不敢深为自信）这其中的差距也不允许朱熹对这位前辈老儒再多有冒犯。因此朱熹虽然有疑，却仍然按照李個的指示做了。

此次会面之后，朱熹就上任同安，任县主簿兼主县学。在任上，他对县学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且＂亲为诸生讲《论语》二十篇，作《论语课会说》＂等，同时＂整顿簿税，惩治吏奸＂，对老百姓多有惠政。并且朱熹在遭到延平的批评后，确实开始转变学问路径，不仅自己一意读圣贤书，还经常与乡里的名士—起＂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乡人也因此认为他学有师承而尊慕之。

绍兴二十屯年下丑，朱熹＂始有书致延平李個问学，六月二十六日，李個有答书，勉其於涵养处用力＂，自此，李朱二人正式开始了长达屯年的书信论学。朱熹以非常敬仰的口吻向朋友介绍李個及其学术渊源，足见此时朱熹已经绝不再有对延平的＂也疑而不服＂了。这几年间朱子与延平论学日密，感情日亲。绍兴三十一年庚辰十月，朱子再次往延平见李個。

朱子此时之思想变化

李個与朱熹交往的十一年，基本上经历了从＂论学不契＂到＂书信问答＂再到＂确立师弟子关系＂这样一波兰折的过程。围绕着这一历史过程，朱熹本身的思想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逃禅归儒＂。而朱子的送种转变更对整个宋明理学（甚至是南宋以后的整个中国文化）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因此，梳理朱熹此段思想之变化，无疑是了解朱子自身学问发展的一个关键。

关于此，历来也有很多学者做过深入的分析，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借鉴。这里希望通过专口围绕朱熹这一阶段的诗作来呈现其＂由禅转儒＂的思想发展历程。古人说＂诗言志＂，诗歌是一个人内必志趣与思想倾向的真实反映。可见，通过诗作来分析朱子思想变化的方式是可行的。再者，朱熹＂待次＂的五年正是他泛滥释老、耽于佛道最甚的日子。巧的很，这几年同样是他大量进行诗歌创作的一段时间，可以说他早年的思想都寄寓在诗歌中。可见，通过诗作来分析朱子的思想变化亦是必需的。

比如，《文集》卷一有《宿武夷观妙堂二首》，这两首诗全体充斥着释老的思想，足见此时朱熹思想之成分。据陈来先生所考，时年朱子二十三岁。可见经过四年（自中举之后算起）的习禅学老，朱熹禅功大进，遣词造句皆出释老口庭。两首诗的末尾都道出＂绝尘虑＂、＂屏尘缘＂的＂出世＂之意，似乎这即是朱子的＂道心＂与＂真祕＂。

后经过发展，由于这两年的专也圣学，很快，朱熹的整个思想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在《文集》的第二卷我们捕捉到了这些重要的信息。

首夏何来此清秋却复归。应缘心＇未决，堂是世相违。落日空书馆，凉风净客衣。功名须努力，别泪莫频挥。

从诗题看，这本是一首送别诗，应当写＂离愁别绪＂才对；然从内容看，却看不出有任何送行时的＂温情厚谊＂。相反，充满了朱熹对这位表兄的责备与诫勉。从末两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朱熹批评表兄似与其未考中功名有关。

在此时的朱子看来，这无疑是一次惨痛的失败。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上面征引过的诗，我们会惊讶，会发现此时的朱子对尘世间的功名竟如此看重，以至于他要用非常严厉和不客气的口吻来批评这位读书不上进，科考未成功的表兄。两年前的朱熹还一也想要＂屏尘缘＂，还在慨叹＂宦遊何所娱，要使也怀伤＂，可是没想到，现在他居然为劝别人一定要努力功名。可见朱熹思想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变。

此后，朱熹的思想便在儒学的道路上向前发展，其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绍兴二十七年他开始与李個进行书信问答，讨论学问。同时朱熹本人的整个生命气象也发生了一种质的转变。

胜日寻芳州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紅总是春。

这诗的出名程度可谓＂妇孺皆知＂了。诗歌所描写的各个意象都非常光鲜，充满活力；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乐观积极、开朗活泼的情绪，完全可以凸显朱子此时的生命气象，再也没有几年前那种消极、淡净、出尘、弃世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他坚持圣学的成果。之后，朱熹又多次拜会李個，二人所讲所论均在儒学范围内，因而他们的见面也都变的非常愉快。

朱子何时“师事”延平

自从朱子大弟子黄幹与朱子孙婿赵师夏在不同文献中提出两种关于朱熹拜师延平的论述后，朱熹到底何时正式＂师事＂延平的问题便成为一段难解的＂公案＂，历来众说纷纭。

概括起来，基本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以牟宗三、钱穆和刘述先三先生为代表的＂庚辰年＂说，时年朱子三十一岁。第二、以陈来先生为代表的＂戊寅年＂说，时年朱子二十九岁。第三、以束景南先生为代表的＂了丑年＂说，时年朱子二十八岁。第四、以下为祥先生为代表，下先生首先将朱子＂尽弃异学＂与＂执弟子礼＂分开，认为如果仅从＂执弟子礼＂的角度看，则＂下丑年＂说较为合理，因为系统的书札问答己能显现师弟子关系的确立；然而若从＂尽弃异学＂的角度看，则＂庚辰年＂说更准确。

师事＂问题却是朱熹由禅转儒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朱子思想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因此，我又不得不表明立场。所以，此处我先提出自己的观点：朱子正式师事延平的准确时间是＂庚辰年冬＂。此时朱子正在延平与李個朝夕过从，最有可能拜师。

丁丑年朱子开始寄书李個，是年六月李個有答书，这是二人正式进行学术来往的标志，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朱子拜师李個的证据。理由有二：其一、从癸酉年朱子（二十四岁）初会李個，不欢而散，到下丑年二人（朱子二十八岁）始通书信，这其中的四年时间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李、朱学术往来的资料。因此，如果说李個的第一封回信就表明二人确立了师徒关系，那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其二、通过《延平答问》我们可以读到李個最初给朱子回信的内容，细玩延平之语气，不难发现此时李個只把朱子当做一般的学者来对待，告诫朱子应用力涵养等，并没有师弟子间的那种亲切感。戊寅年，朱子第二次前往延平拜会李個。

此时朱子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文反复论证过。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人的思想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包含着很多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抵悟的内容。朱子此时虽然沿着儒家的路子在走。因此，虽然李、朱二人这时候在学问上往来密切，但仍然不能得出此时拜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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