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租庸调制度以什么为计税依据(唐代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演变)

导语：“租庸调”制：从赋税制度变迁，看唐朝的兴衰

在我国古代的封建赋税制度中，唐代前期施行“租庸调”制是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持续推行长达一百数十年之久，对唐初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和稳定作用。这一赋税制度到了唐代后期，由于财源不足、人丁增减混乱和户籍失控等诸多原因，已经不能适应国家的需求，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以说“租庸调”在唐朝前期的制定实施，在唐朝中期的变更以及在唐代后期的废除过程，也是见证大唐兴衰的过程。

大唐盛世图

一、“租庸调”制在唐代前期的形成与实施

“租庸调”制，正式颁行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它是在唐初封建统治者适应隋末战后情况，力图休养民力，充裕财政的要求下，从继承前代旧制中加以发展完备而建立起来的一项田赋制度。在施行的百数十年中，曾经不断充实和修正。它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大致是开国之初，沿袭旧制，务以宽恤为旨。

唐初统治者在建国之初，面对战乱初定情况，借鉴前代历史经验，沿袭隋朝庸旧制，明令将荒田无主田和部分公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并斟酌地方经济亟待苏困，提出斌调力役务从宽简，以利体恤主旨，规定每丁授田百亩，出租二石，绢二丈，棉三两，此外不得横有调敛；军旅所经地方免课三年，其余地方免课一年；凡属水旱灾害地区，收获减损四成者免租，减损六成以上者免租调，减损七成以上课役俱免。

岭南各州则因地制宜采取量户资产分为三等定税，上等户税米一石二斗，中等户八斗，下等户六斗，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户减半输纳等。总之，以宽恤为旨，力求复苏经济，安定民生，巩固政权，为正式颁行“租庸调”制定打下基础。

在颁行均田法的基础上，制定“租庸调”制，使之瑧于完备。沿袭的租调旧制经过几年试行，因政局初定，乃于高祖武德七年在颁行均田法的基础上，制定“租庸调”制，全面施行。制定的“租庸调”制，也就是以均田为基础而实施的赋税制度。

二、“租庸调”制的具体规定及成效

“租庸调”制内容规定：

凡授田者，每丁每年输粟二石，或稻三石，称为“租”;每丁每年随乡土所出，输绢、绫、各二丈，绵三两，输布者为二丈四尺，麻三斤，称为“调”;用人之力，每年二十日，逢闰月加二日，不役者按日折纳绢三尺，称为“庸”。

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兔调，三十日租调皆免，正役与加役合计不得超过五十日。岭南各州税米；新附之户和四夷降户另有优复免除规定。至水旱灾害地区，则按灾歉情况，分别给予减免租调役，已如前述。“租庸调”，实际可说是古时“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和“力役之征”的变称。它的主要负担者，是广大农民和平民，当时列称“课户”，凡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至于皇室贵族、官僚，以及少数老残节孝，免课租庸调，当时列为“不课户”，这一租庸调制，较之前代租调或租调力役之制，已瑧于具体完备，然而，授田均田已有费贱之分，租赋负担又有课户，不课户之别，国家赋税大多落在农民身上，“均田径”云云，原不过是封建统治下一种缓和矛盾的描施而已。发展变更，逐步扩大征收面，终于由存而废。这一制度颁行后，先后经历太宗、高宗、武后、玄宗数代，由于处于治平之世，曾使发展经济，蓄积财富，取得较好成效。

三、“租庸调”制在唐代中期的漏弊与变更

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财政支出需要的不断扩张以及税收制度中存在某些漏弊，原订内容曾有过多次发展和变更。集中反映两个方面：一是增添了户税和地税，逐步扩大了征收面。如：太宗贞观初年，经户部奏准，为倡导设置义仓以备赈济，规定王公以下均应缴纳具有地税性质的田租亩纳二斗，贮于州县，以备凶荒，改变了这类人原来毋须租定例。高宗时加征户税，各地各户按财产多寡高下，定为九等，上上户年纳税四千钱，依等降减五百，至下下户为五百钱。

武后初，重诏天下诸州，王公以下准例税户，其后更敕令现任官一至九品，比照上上户及下下户按等交纳户税，寄田寄庄及前资勋荫寄住家一切并税，即自贵族官僚至农户平民，均有户税之征。这种按资力定税，以钱输税的户税制，不仅扩大了租庸调征收范围，也使其原以实物缴纳的形态起了变化，并为唐中期实施以钱纳为主的“两税法”开创了范例。以上地税、户税两项收入，据史载：

“天宝时地税年收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约为粟米收入总数的二分之一，户税年收二百万贯，约当绢布收入的三分之二”

至代宗时，租庸调制实际已趋于废，除户税外，规定田亩分为两等，上等田税一斗，下等田亩税五升，旋又定夏秋两次征收办法，上田夏征亩税六升，秋征五升，下等田夏征四升，秋征三升。这又为后来的“两税法”树立了一年两征的先例。

二是改进征收办法，厘订实物缴纳的具体标准，力求纠正漏弊。如：玄宗开元时，因各地输纳庸调实物，作巧生端，好次不等，乃颁定统一标准。并立样昭示天下，凡超越标准者，奏闻处置。统一规定输纳实物的计算单位是：绢絁为匹，布为端，棉为屯。麻为綟；布帛以阔八寸长四丈为匹，五匹为端，绵以六两为屯，丝以五两为绚，麻以三斤为綟；凡每户输纳不成疋端屯绚綟者，可以就近各户，合成其调。又令江南诸州纳租，可折计纳布；诸州庸调资课，准按时价变粟取米送京，路远者可就近收贮，以充近地军粮；河南北不通水利者，可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工匠及募兵在役者免收庸等。

四、“租庸调”制的衰废

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还曾颁行“放丁”之法，令州县查明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可放免二丁的征课赋税，五丁以上者，放免一丁，凡待丁老者，可假免差役，单身之丁不能济生者，每乡可放三十丁租庸，以促使同籍共居，以免避役异居。这些虽属征收上的具体补充，有其必要，但也反映了当时巧伪已生，财源不足，多方寻求漏弊，以资补失。总之，随着承平日久，治政变乱，人口增繁和地籍户籍失控，租庸调制最终由初期的兴存，走向了唐朝后期的衰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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