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仁义(孟子的仁义是什么意思)

导语：《孟子》所讲的仁义与心性是怎么回事？

早期的儒家经学并不重视《孟子》，唐代韩愈开始赞扬孟子，到宋代程朱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与五经并列，这才使《孟子》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但程朱所重视的《孟子》是以其中的心性问题为重心的，把《孟子》的思想做了很大阉割，使之成为让人们只重视个人心性修养的学说，而放弃了《孟子》中对君主诸侯的严厉监督与训导，这是对《孟子》的极大歪曲。日本人对《孟子》的思想认识得非常到位，他们不讲《孟子》，认为《孟子》之中对君主诸侯的严厉态度，是对他们的天皇制度的大不敬。宋以后的程朱理学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只让人们学其中的心性之说，而不讲孟子对君主诸侯的严厉态度。

所以我要先把《孟子》中关于仁政的思想完整地讲出来，再来看孟子所说的心性是怎么回事。

简单地说，孟子所讲的心性，是要让人做一个有着充沛的浩然正气的君子，这样的君子是对现实中的君主诸侯保持着严厉监督与批评之责任的。浩然正气，就是为了坚持人类的真理与正道，而不是像程朱那样只让人做一个谦谦君子，而忘记了这种浩然正气与重大责任。

《孟子》所说的心性问题，都与仁义有关，二者是有机的整体。

在《公孙丑》上篇，有孟子与公孙丑讨论不动心的记载，公孙丑问：

不动心有道乎？

孟子说：

有。

他从养勇的方法说起，他认为养勇有三种层次，从北宫黝到孟施舍，再到曾子，层次越来越高，这都是关于心性锻炼的问题，属于心性问题的初级阶段。

再进一步，就要提升到养气的阶段，即以志统率气，所以养气的本质是养志：

持其志，无暴其气。

由此更上升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种气的特点，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但志与气都不是终点，最终则是“配义与道”，即让志与气都从属于义与道，志与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说到底，志与气是义的集合，是义的外在表现。

于是，养心、养气、养志，都以义为根本。所以三者之养，都不能揠苗助长：

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说明义之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在每件事上都要用心体会义之所在，知义而尽从之，最终才能称为集义，才能把心、气、志养得浩然充满天地之间。

《尽心》上篇中，王子垫问：

何谓尚志？

孟子回答：

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可知志是以仁义为根据的，则心性的修养与仁义内在统一，密不可分。

心性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即人应有怎样的心性，应成为怎样的人。

孔子论人，以仁为中心词语，即人必须仁，求仁得仁才是真正的人，即君子之人，这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孟子思考人的问题，就深入到人的心性层面了。

孔子论人必须仁，还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到论及人的心性，这个问题就深入了一步，就比较具体而微了，就有了着手处。

孔子论仁的时候，弟子们往往不得要领，不知从何处着手。

到孟子时，他就把这个问题具体落实到人的心性上了。所以说孟子论人的心性，是对孔子论人必须仁的深入发展。但不管怎样说，根本问题是人，是要人达到仁，从最高层次的仁具体化，就到了义的层次，所以孟子论人的心性就紧扣着集义的问题，使人的心性修养与义紧密结合在一起，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要让人的心性（志、气都从属于心性）与义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能分开。

这样看来，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是一脉相承，而又有深入与变化。但义是仁的深化和具体化，本质上它仍从属于仁。所以孟子把仁义合起来说，不是单言仁，也不是单言义。

心性既是人的问题，故与人相关的问题都与心性的修养有关，不能分成互不相干的事来理解。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孟子》中的许多话语，如《公孙丑》上篇中论“何谓知言”：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从知言说到生于心、害于政、害于事，这说明知言本身是与心性、仁政等问题都密切相关的。因为知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了解人性。人的心性，有自己的心性，有他人的心性，都包括在人的心性这个范畴之内。知言就是了解他人的心性，也属于心性修养的一部分。所以，知言本质上是与心性问题不可分的。

《离娄》上篇中载孟子言：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瞭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这也说明要了解他人的内心之善恶，可以通过观察和听言而知之，而所要知者，是此人的内心之善恶，所以这仍是与人的心性密切相关的问题。

待续

有关资料，采自我为学生上课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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