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与害兽浅谈象在宋代礼仪中的内涵之争论文(古代祥瑞是什么意思)
导语：祥瑞与害兽，浅谈象在宋代礼仪中的内涵之争
宋代象在礼仪中的使用,使得朝廷产生了补充象的需求。由于中国不产驯象,北宋时就需要不断补充驯象,其来源主要为贡献与购买。以宋代象的主要来源地交趾为例,从中可发现,相较北宋南宋初高宗、孝宗两朝就频繁地接受贡象,且数量不少。南宋初的大规模贡献,成为此后士人反对的导火索。
一、宋代建礼仪，帝王重用象绍兴二十五年(1155)宋高宗针对贡象,提出“祖宗时,每遇大礼,须用此。今见有驯象,若其来之,姑俟之可也”。把象的使用与祖宗联系在一起。绍兴十六年南宋重建礼仪卤簿,“(绍兴)十六年……卤簿之制备矣”其中大驾卤簿规模较北宋末有所减少,但象的使用未受影响,“绍兴用象六”南宋初仍重视礼仪用象。特别是宋朝历来强调驯象与宋太祖平定岭南的联系。
象在南宋重建礼仪的过程中,被视为接续皇朝正统的体现。南宋初宋高宗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王安石及变法派,宋高宗不仅有“最爱元祐”绍兴四年八月戊寅的言论,而且处处以拥护“祖宗之法”来表明其反对王安石及变法派的立场,宋高宗把象的使用视为坚持祖宗之法的体现,在提到象时特别指出其创立于“祖宗”之时,意在表明南宋建立的政治立场与舆论倾向。
宋高宗在礼仪重建中还提到要借鉴宋太祖因祥瑞而创立的《驯象》等四瑞乐章即源于此:“昔乾德六年,尝诏和岘作《驯象》瑞乐章,以备登歌。”
绍兴三十一年宋高宗对象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称“如今后贡方物,不必以驯象入献”。这与宋高宗此时的外交政策相关,宋高宗晚期对待周边的朝贡较为消极,曾多次回绝交趾等朝贡要求。此时对贡象的拒绝应是配合当时的朝贡政策。这一政策也延续到孝宗朝:“孝宗登基,诏曰:‘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但此时礼仪用象的规模并未减少,“乾道六年之郊,虽仍备五辂、大安辇、六象”。可见象在仪式中发挥的作用并未减弱。
乾道九年(1173)为交趾贡象最多的一年,宋孝宗发表了对象的看法:“郊祀大礼初不系此,有亦可,无亦可。’”宋孝宗认为郊祀中的象可有可无。但实际由于南宋朝贡政策的变化,贡献驯象减少,造成乾道年间礼仪用象急剧减少,“乾道用象一,淳熙用象六而不设副”乾道六年尚用六象,因而象应是在此之后减少,乾道八年驼坊报告“见管驯养牙象二头,皆口齿高大,恐有不测,误大礼应奉”。于是宋孝宗为补充象,多次派人赴交趾催买,但交趾为求更多回赐,要求以朝贡的形式进献,宋孝宗最终同意交趾的朝贡请求。
宋孝宗认为象在仪式中可有可无,而又购象的矛盾之处,有着现实背景。隆兴和议后,宋金对峙从军事移向交聘。交聘中的受书仪式让宋孝宗倍感羞辱:“隆兴再议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范成大传乾道年间的南宋交聘使臣多，肩负调整受书仪式的使命。宋金间交聘仪式之争的背后,无疑包含着皇朝的正统性问题。宋孝宗对驯象的重视,希望借重的正是驯象在礼仪中所具有的体现皇权正统性的价值。
靖康之变后,金不仅占据中原,而且文化上处处学习中原,以正统王朝自居。特别是金对礼制的学习,《金史》称“(金世宗)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清人王鸣盛评价“金礼大半本于宋礼”大金集礼。这极大刺激了南宋君臣,乾道六年范成大出使金朝称:“虏既蹂躏中原,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而终不近似。”认为金占据中原,复制华夏制度,却不能真正掌握内涵。然而在形式上金确实让南宋倍感压力,金对宋礼仪的模仿也涉及象,金熙宗、金海陵时在礼仪卤簿中曾短暂设置了象,据《金史》记载金熙宗天眷法驾设“押马六人,象二十三人”。
金停止驯象的使用,却保留驯象旗,或许表明金并不清楚驯象旗的内涵。驯象旗的使用始于宋代,源自宋太祖平定天下时出现的祥瑞驯象,即驯象旗源于历史事件,在内涵上更多与宋朝联系起来。而金朝礼仪在模仿的过程中舍本逐末,只注意到对旗帜本身的模仿,而忽略了旗帜背后的意义,于仪卫逐渐舍弃象。这或许就是范成大口中的“终不近似”。
由于缺少象,金仪卫很难向宋学习大规模使用象,因而每次金使到来,参观大象成为重要的外交环节之一:“旧制,北使到阙,玉津园射弓毕,观看驯象。”
而后,宋孝宗先后下诏停止接受贡象与购象。此后南宋礼仪用象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绍熙如乾道,庆元后不设”,绍熙年间如同乾道晚期每次用一象,而到庆元年间则不再用象。宋金斗争激烈、朝局不稳的高宗、孝宗朝,君主不顾臣下反对,大规模频繁地接受贡象。反而在政局安稳的南宋中后期,停止接受贡象及礼仪用象。南宋初对驯象的态度转变同其内涵意义有关,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但南宋初部分士人在反对贡象时所涉及的新的思想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对宋孝宗产生了影响。
二、朝廷修养生息，帝王放归驯象宋孝宗时期反对贡象的李浩、周去非、范成大、刘珙等人多具理学背景。周去非在《宋元学案》中属张栻门下“学于南轩”。刘珙为宋代理学湖湘学派重要代表,与朱熹、张栻关系密切。范成大与周去非熟识,曾赠诗《送周直夫教授归永嘉》,《宋元学案》记载范成大与理学士人吴琚多有交往,“范石湖、陆游辈引为师友”。李浩墓志铭为张栻所撰,张栻称其“公少时力学为文章,及壮岁更留意义理”。《宋元学案》把李浩归入《象山学案》。这些士人在涉及象的讨论上,包含着理学新的天观及君主论,并希望借助贡象事件的讨论,以理学思想来影响宋孝宗。
绍兴三十一年宋高宗指出停止接受贡象源自:“蛮夷贡方物,乃其职,但朕不欲以异兽劳远人,兼兽失其土性。”
可见南宋初理学士人围绕驯象展开的批评,与之前论述驯象的言论大异其趣。剖析宋高宗与宋孝宗停止贡象的缘由,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其背后的思想差异。蕃夷七之四九其言论可追溯至唐代。唐德宗曾放归宫廷圈养的驯象,并以此为题在科举中考察独孤绶。独孤绶作《放驯象赋》,称唐德宗放驯象理由为“化之式孚,则必受其来献。物或违性,所用感于至仁”与“时在偃兵,岂婴乎燧尾”。这两句合在一起,既肯定了宝物来献,认为这是君主良好统治的反映,又指出放归驯象展示出君主的仁德。
《左传》中写道：“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
此句意在表明放归驯象，展示出朝廷休养生息的政治姿态。独孤绶从儒家经典与现实政治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前者意在升华此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后者则突出放驯象与政治形势的关系。独孤绶《放驯象赋》在宋代多有著录,宋代有关《放驯象赋》的评价仍然是侧重独孤绶对放驯象缘由的分析。李昉《太平广记》、王谠《唐语林》、计有功《唐诗纪事。关于《放驯象赋》的记述主要引自《杜阳杂编》,其评价重点多在“化之式孚,则必受其来献。物或违性,所用感于至仁”。重视独孤绶对放驯象从思想上的分析。
独孤绶有关放驯象缘由的论述对后世的历史书写产生了影响。比较《旧唐书》与《新唐书》本纪中唐德宗放驯象的记载可以发现,两书都只记事实而不涉及放归缘由。司马光著述《资治通鉴》,批评既往史书繁冗,主张重点记载治国安邦的内容。但《资治通鉴》中唐德宗放驯象的记述反较新旧《唐书》为多:“诸国屡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司马光在叙述中增加了放驯象的理由“违物性”。这种文字的增加表明司马光肯定唐德宗放驯象,认为有关放驯象背后的思想言论值得后世君主借鉴。
三、象呈违物性，帝王更爱民有关“违物性”言论的影响不止涉及象,宋代君主在放归进献的珍禽异兽时多以“违物性”为依据,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书写模式。宋哀宗上因而宋高宗绍兴末年，回绝贡象时的“违土性”言论就有其思想渊源。从唐至宋关于“违物性”的论述,既肯定有关进献的行为,同时又以“违物性”这种带有劝诫的言论称赞君主的放归举措,整体评价呈积极的认识。
淳熙十年宋孝宗下诏“象乃无用之物,经由道路重扰吾民”。
可见相较宋高宗“违物性”的言论,宋孝宗停止用象的缘由则发生了变化。淳熙十六年，宋孝宗又称“宰执进呈兵部申乞收买驯象。上曰:‘见设象所经从骚扰不可言。’不如且已将来郊祀不用亦可”。从而停止了接受贡象与购象。宋孝宗的言论与理学士人的论述颇多相似之处。随着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以“违物性”为由放归珍禽异兽的论述逐渐遭到理学士人的否定。在关于象的不同诠释背后,透露出理学思想的内涵。
理学家胡寅曾于绍兴年间完成《读史管见》一书,内容主要是对《资治通鉴》所载史事的评论,多具理学意味。胡寅评论《资治通鉴》中唐德宗放驯象。胡寅把评论重点放在“君以养人为职”,以此对唐代饲养驯象的行为进行批判。这样胡寅把有关放驯象的缘由从“违物性”而变为“爱民”之论,突出了对君主“爱民”职责的认识。
“违物性”的论述模式存在着两方面的内涵。认为象为祥瑞,是对君主统治的肯定,而胡寅则批评“不知受贡远致,其害甚广”,否定进献的意义。同时,“违物性”的论述赞扬君主的放归行为,但胡寅则具体分析驯象的危害,进而把有关贡象的批评上升为对唐代君主的针砭:“其轻人而贵畜甚矣”。这样胡寅在《读史管见》中全面否定了“违物性”的论述,整体认识转向消极。
留正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评价宋孝宗乾道九年有关驯象的言论时,也明确把驯象与“诚”联系在一起:“郊祀之有象所以备礼容严出入也。”留正的言论实际上仍然是延续了胡寅以来的论述,强调驯象在郊祀中的“无用”,特色在于“且令后世知事天之道在诚不在物”,明确指出以内心之诚来替代“天人感应”下对祥瑞的需求。无论是象在郊祀祭天中的使用,还是象所具有的祥瑞属性,这些观念的依据都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事应说”基础上的。留正的评论“事天之道在诚不在物”表明有关象的争论已经从事件之论转为思想之辨,理学士人试图以理学的新天观与君主论来否定象在礼仪中所依据的“天人感应”。
由此可以看出象背后的思维变化,在传统的天观中,在“天人感应”“事应说”的观念下,上天通过灾异与祥瑞对君主统治的正确与否作出回应,而象在宋代作为郊祀祭天的仪式环节,其根源就在于象作为一种祥瑞，理学士人放弃传统放归驯象的“违物性”言论。在理学确立的新天观与君主论中,“天”本身是无意志,认为天为道德化的理的化身,只有通过义理化道德的内在体认，才能构建上天与君主之间的联系,因而君主统治的优劣，其根本也是要以君主的道德水准作为验证标准。理学士人纷纷指出象的无用,既是对象在礼仪中形式的否定,也是对构建这种联系的传统天观的一种批判。
结语宋代礼仪重视象的使用，南宋初年围绕是否从交趾补充驯象发生争论，争论的矛头直指象的内涵意义。宋代关于象的内涵背后隐含着君主为维护皇权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北宋初象的祥瑞观念即与宋太祖平定岭南联系起来,进而改变了象在正史中的书写模式。南宋初象更成为彰显祖宗之法,表明皇权正统的标志。理学思想的发展也促使着理学士人以道德“内圣”的标准来劝谏君主,宋孝宗受到其思想影响逐渐停止用象。
参考文献《驯象》
《金史》
《左传》
《宋元学案》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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