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嬴驷继承了商鞅的变法为什么还是失败(秦惠文王嬴驷为什么要杀商鞅)

导语：秦惠文王嬴驷继承了商鞅的变法，为什么还是杀掉了商鞅？

秦惠文王嬴驷是秦孝公的儿子，历史也被称为秦惠王，战国时期秦国的知名国君，在位26年。他有两个儿子做了秦王，即秦武王嬴荡（也称秦武烈王、秦悼武王）和秦昭襄王嬴稷（一称秦昭王）。他还有个非常出了名的老婆，即宣太后芈八子（秦昭王的生母）。他十九岁即位，以宗室多怨，诛杀卫鞅。还改“公”称“王”，成为秦国第一个称王者。秦惠文王当政期间，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为秦统一中国打下坚实基础。看来秦惠王应该是个牛人，可他既然继承了商鞅的变法新政，又为什么将商鞅给车裂了呢？这要从商鞅变法之初说起。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初期，甘龙、杜挚等为代表的旧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明或暗地反对新法，法令推行困难重重。当时嬴驷在做太子，曾一度触犯了禁条，这恰是对秦国推行新法的一种现实考验。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法令行不通在于宫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这件事）开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墨刑（劓刑，即挖去鼻梁）处罚他的师傅。”商鞅的建议得到了孝公的支持。太子嬴驷的老师太子傅（首傅）正是秦孝公的兄长公子虔（嬴虔）。当时，法令便畅行无阻了，秦国越治越好，但却得罪了太子，动摇了太子傅及旧贵族等既得者的利益。

公子虔劓刑后“闭门八年不出”，可见此事对公子虔是是何等创伤。等到秦孝公去世，太子登位，一想起当年受罚之事就很不高兴。加之这时商鞅威望极高，家家户户都“只知商君之法”，惠文王对商鞅有所顾忌，公子虔等一帮人就乘机捏造谣言说商鞅造反，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秦惠王派人捉拿商鞅，商鞅四处流亡，“作法自毙”却无人可收容，最终发动邑兵攻打郑县失败，身死当场。商鞅死后，其尸首被带回咸阳，被施以车裂之刑并诛灭其族。

然而，商鞅虽然被诛灭，但秦惠文王对商鞅的新法却是全盘给予了继承，直至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秦朝仍然不曾断续。究其原因，在于商鞅的“变法”顺应了历史的大势，也是时代的选择。春秋战国时期，是分封制崩溃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于是出现了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社会也开始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新兴的靠军功起家的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又出现了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的要求，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改革、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其实在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山东大国。秦孝公和商鞅励精图治，以超前的视野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选择了变法。由于秦孝公与商鞅君臣合力，使得秦国变法比其他各国更坚决更彻底。商鞅之变法，在封建制度建立和保障上，从国家层面给予了顶层设计。新兴的地主阶级像雨后春笋般壮大，使得秦国奴隶制迅速走向瓦解，大批的奴隶得到了解放，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自此，使秦国向封建社会过渡中，始终走在了山东六国的前列。

纵横家张仪像

秦惠王不仅能慧眼识珠、任贤用能、甄拔人才。更重要的还是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方向，只有商鞅的“新法”才能使社会完全去“奴隶制”。因此，他将商鞅新法这个“王道”确定为强秦的既定方针。虽“诛鞅”但“不废法”，为“商法强秦”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那么秦惠文王又为什么非要诛杀这个对大秦有功的商鞅的呢？有人说，是因为商鞅在变法之初惩罚过那时的太子及老师，接下了“梁子”，如今太子做了国君，当然要来报复商鞅。是这样吗？假若如此，作为历史上的明主，秦惠文王会是这般胸襟！还有人说，商鞅功高盖主，居功自傲，想要谋反所以被秦惠文王诛杀灭族。恐怕也并非如此，这只是想除掉商鞅的一种借口而已。笔者认为，秦惠文王之所以除掉商鞅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张仪的风度

第一，君主为缓解国内政治矛盾，商鞅做了替罪羔羊。其实，秦惠王诛灭商鞅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变法本身。前面说了，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是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其主要特点是新旧阶级的更替。原来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将会被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农民所代替。很明显，商鞅的变法严重危及到了奴隶主旧贵族的根本利益。他们起初是设法抵制或阻挠变法，到后来成为对当政者和政治精英们的怨恨，最终转变为政治矛盾。为了缓解秦帝国的内部矛盾，秦惠王选择了“牺牲”商鞅，便借商鞅谋反将商鞅车裂而死，来平息旧贵族的怨恨。

事实上，秦惠王的除掉商鞅的做法，还真的起到了安抚秦国贵族的效果，有效转移了部分矛盾，缓解了反对者对新法的“冲击力”。秦惠文王在除掉商鞅后，以商鞅造反查无实证，公子虔和公孙贾纯属陷害为由，顺手除掉了二人及其大量党羽。而商君新法也被继续沿用，秦惠王此举从一定意义上也算保护了商君之法，正可谓“商鞅虽死，其法犹存”。

第二，商鞅变法的历史使命完成，与新主的新政不相适应。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大批能臣造就了惠文王时代新的辉煌，也反映了秦惠文王的识人驭人的本领。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的使命已经成功，秦国的法治建设已基本完成，秦国的旧制度也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也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此时的商鞅对于新君而言，说“功高盖主”一点也不为过。因此作为政治强人的秦惠文王即位后，第一个政治对手便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了。

当时独掌大权的商鞅的存在，反而成了秦国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胁。秦国的法治建设要靠强力完成的，也就是商鞅所说的“霸术”，而君主制度下的法的象征也只能是君主，商鞅的悲剧根源也就在这里。此时的商鞅对秦惠文王而言已没有了价值，否则还会成为政治障碍，况且象商鞅这种能人，秦国不用，也必然不能为别国所用。所以，商鞅的结局在秦惠王即位之日就已注定了。

我们从秦惠文王执政期间的举措就可以看出，重用张仪“连横”破“合纵”，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对张仪，秦惠王赢驷求之，试之，任之，信之。在秦与到列国间复杂的邦交斗争中，多次逆转危势，击溃五国灭秦之兵。继孝公用商鞅之后谱写了又一页君臣合璧华彩篇章。倘若商鞅还在，那秦惠文王的政治主张还会如此吗？历史已经给予了准确的回答。你认可这种说法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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