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孟子为何好辩?

《孟子·滕文公下》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公都子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为什么说自己"好辩"是"不得已"？让孟子"不得已"的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孟子的"不得已"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现分述如下：

1、 禀性使然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的生平事迹，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这篇列传是孟子、荀子的合传，中间还包括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等一众战国学术家。关于孟子的生平及著作讲述的不多，其原因主要如司马迁所说是因为"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孟子》一书世多所传，故而不必详论。不过，司马迁还是讲清楚了孟子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著作。关于孟子的学术渊源，司马迁认为其受业于子思门人，而朱熹《孟子章句序》则认为其学出于子思："孔子之理，大而能博学。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不论其学是出于子思还是出于子思门人，他都是孔门嫡传后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儒家一众后学当中孟子最深得孔子堂奥，能够继往圣，续绝学。孔子死后，儒学分而为八，朱熹于众儒之中特推孟子，以为可以轨迹孔子。他批评荀子、扬子"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朱熹《孟子章句序》），认为只有孟子之学"醇乎醇者也"，是儒学的正宗。作为孔子后身，孟子继承了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有一身"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一种"配义与道"的宏大志气，是一种"至大至刚"的正义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退避的。禀性如此的孟子面对社会的昏乱无序，他不得不仗义执言，彰明仁义，辩明是非。"好辩"是一种性格使然，更是一种人格使然。

2、时势使然

战国之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周纲解纽，群雄并起。纵横游说之风甚嚣尘上，"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这样一个大分裂、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是不讲仁义礼智而重权谋谲诈的纵横家们，他们不以仁义礼让为己任，而以"扶危持倾"、"运亡为存"为要务，"捐礼义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视天下为可予夺之私产，视功勋富贵为唾手可渔之利，例如《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是以圣人从事，必借于权而务兴于时。夫借权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借、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这是一个只讲"权借"、"时势"，而不讲仁义道德的时代。这是一个"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时代。

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孟子禀儒家之正气，浩然欲有为于当今之世，一洗相互攻伐、不讲仁义的纷乱之气，"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于是他先后游说齐宣王、梁惠王之门，大讲其"仁政"、"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想通过游说君王，让君王发施仁政，恢复社会稳定，改变社会风气。但是客观所产生的效果与主观所做的努力相差甚远，孟子的这种以天下为先的社会责任感并没有得到社会认同，反而被误解为"好辩"，对此，孟子只能无奈的叹息一声"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免责声明:本站部份内容由优秀作者和原创用户编辑投稿，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法律责任。若涉嫌侵权/违法的，请反馈，一经查实立刻删除内容。本文内容由快快网络小信创作整理编辑！